顶礼上师与怙主文殊师利菩萨！

关于西方学者对心与脑之间关系的观察分析及确立的观点，简要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略说、广说、结语。

 

一、略说

这部分包含初、中、后三个阶段。

1.早期阶段

首先，总体而言，在这个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人们很早就开始研究人类大脑的功能，并揭示了许多秘密。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古埃及和古希腊时代，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心脏是意识和智慧的居所，但是，在公元前535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医学家阿尔克迈翁（Alcmaeon），被誉为“现代经验心理学之父”。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通过解剖尸体，发现了神经、连接耳与口的管子（咽鼓管）、动脉与静脉的区别等，并提出“意识经验产生于大脑”的观点。

此后，公元前460年出生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获得了“医学之父”的美誉，他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他说：“依我看，大脑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眼、耳、舌、手、脚都要听命于大脑。”他还认为，大脑承担着理解意义和进行解释的责任。

然而，这一观点并未被公元前384年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接受，因此没能广泛传播。亚里士多德摒弃了上述“意识位于大脑”的观点，再次主张“意识位于心脏”。他认为大脑只有让血液冷却的功能，而意识的处所是心脏。于是，观点又回归到了古代的主流认知上。（Galen）反驳了“意识位于心脏”的说法，重申意识位于大脑。到了16世纪，维萨里（Vesalius）也提出大脑及其内部的浆液状物质是意识的处所。

他们之所以认为大脑是意识的处所，理由是观察到当大脑受损时，心理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出现失忆等现象。

2.中期阶段

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Descartes）出现了。他被誉为现代哲学的开创者，是一位极其伟大且功勋卓著的哲学家。他创立了“怀疑论”，主张对所有的道理、观点和说法都应持有怀疑态度。无论是感官所见的世界，还是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甚至连自己的身体是否真实存在，都可以怀疑。但是，有一件事是无法怀疑的，那就是“自己正在真实怀疑这个”。

他创立了“二元论”，认为心和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实体，人类的大脑和身体就像是机器的装置。他在1664年的著作《论人》（Traite de l'homme）的一幅插图中描绘道：当人的脚碰到火时，热的信号通过感觉神经传到大脑，大脑再发出信号传回脚部的肌肉，从而使脚立即从火边缩回。据说这是最早展示神经反射关系的图示。

他对意识做了与物质相反的解释：意识没有处所的阻碍，无法扩展广度（无体积），无法被切割成片段，具有思维和理解力，具有自我认知的特性。他认为，非物质的人类意识，依靠意愿的力量，驱动着物质属性的身体进行运动。这一学派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现在，人们仍认为在意识与身体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似乎成了西方科学思想的一个基础。

然而，这种“二元论”观点即便在笛卡尔活着的时候，也没能成为西方的主流观点。17世纪神经科学兴起，以此为依托，法国医生拉美特利（Julian Offray de la Mettrie）等人提出了“人是机器”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意识和大脑不过是同一个客观物质的两个面而已，人类头颅内那三磅重的豆腐脑状的细胞物质，就是意识，或者说它能决定所有的心理体验。他写了《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一书，于1747年出版，主张人类的本质只是一台机器。此后，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多，这一说法便成了西方科学家的主流观点。

3.后期阶段

最后，现代生物学兴起。19世纪，被誉为“现代生物学之父”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现。由于他宣扬唯物主义的生物学，对所有的科学家和许多哲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现在的这种观点：除了大脑的活动之外，根本没有所谓的“意识”存在。

 

二、广说

广说分为两部分：一是阐述现代生物学的观点，二是对此进行理性分析。

（一）阐述现代生物学的观点

这又分为三类：与佛教完全不符的“功能唯物主义”（Functionalism）观点、部分相符的“突现唯物主义”（Emergent Materialism）观点、大部分相符的“二元交互主义”（Dualistic Interactionism）观点。

1.与佛教完全不符的“功能唯物主义”观点

这一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所谓的“心”，只是大脑的一种状态，仅仅是由于大脑的物理活动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他们认为，不仅是神经活动产生了意识现象，而且神经活动本身就是意识现象。简而言之，真正存在的只是物质性的大脑内部的化学反应或大脑的活动，根本没有一个叫作“意识”的能发挥作用的东西。例如，英国神经科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就曾说：人类的感受、记忆、专注、意愿等所有重要的心理内容，都应该用化学反应来替代。

他们还说：如果能全方位地了解大脑的情况，那时就等于知晓了所有必要的知识。一旦明白了大脑是如何构建“心理真实”的，这就证明了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不仅如此，这一切都是早已被决定好的。这一派也被称为“决定论”、“还原论”或“简化主义”。

所谓“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从微观层面的大脑神经基础这一“因”，产生了宏观层面的意识现象这一“果”。

所谓“决定论”，是指所有的取舍抉择，早就在大脑内部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定律中被预先决定了，这将在下文详述。

所谓“还原论”和“简化主义”是一个意思，即认为任何复杂的系统、行为、现象等，都可以拆解为各个部分来理解和解释。就像把瓶子打碎成微尘，或者把瓶子还原回其本质，说成只是微尘的聚合；将复杂的事物尽可能地简化来理解，比如把意识的本质理解为仅仅是大脑的化学反应。

这就是当今西方主流科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

2.部分与佛教相符的“突现唯物主义”观点

虽然意识是依赖大脑而新生或被大脑产生的，但它不能基于大脑活动来推测，也不能仅仅将其简化为大脑活动，而且意识反过来也能控制大脑。因此他们主张，意识的特性无法单凭大脑的物理活动来完全解释。

诺贝尔奖得主、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在1970年曾说：“这里所说的心智力量，并不是显示存在任何独立于大脑组织之外、非物质性的、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与大脑的结构及其功能密不可分的。”早在1965年，斯佩里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就像分子、细胞和神经冲动一样，心智层面的思考和意念也能产生结果。”前一段引文承认了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而后一段则确认了意识是一个能起作用的实体。

美国脑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Gazzaniga）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被誉为“认知神经科学之父”。他以及许多现代科学家都接受这一观点。加扎尼加在《谁说了算？》（Who's in Charge?）一书中提到：“大脑的物理变化通过某种方式产生的意识，反过来又会对大脑进行控制。举个例子，就像人们建立了政府并制定了治理的法规，最终这些法规反过来约束了人们一样，‘突现’出的心智也会控制我们的大脑。又好比车辆形成了交通流，而交通流最终又限制了车辆的行驶一样，意识不也正是这样控制着产生它的大脑吗？”

他还谈到：“‘决定论’是一个哲学概念。决定论者认为，现在和未来事物如何发展，是早已注定的。所有的事件、活动、人类认知、决策以及行为等，都是基于因果关系，受先前的事件和自然规律的支配而既定的。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大脑产生心智，而大脑是具有物理属性的实体物质。第二，物质世界是既定的（被决定的），因此我们的大脑也是既定的。第三，如果我们的大脑是既定的，且大脑又是心智产生和存在所必需的、完备的器官，那么我们除了相信由心智产生的思维或思想也是既定的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第四，基于上述理由，自由意志只是一种错觉，我们认为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观点必须重写。所谓‘自由意志’的概念根本没有实质意义。这个概念是在我们还没了解大脑如何运作之前产生的认知。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抛弃这种想法。”

加扎尼加对上述“决定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对于第一点，神经科学家们并没有异议，即大脑确实是通过某种我们尚不了解的方式产生了心智，且大脑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实体。然而，第二种观点并不严谨，也是容易受到抨击的。因为许多物理学家并不承认现实世界是既定且可预测的。在复杂系统中，由于非线性数学原理的存在，我们无法精准预测未来的状态。既然如此，所谓“我们的思想是既定的”这个第三种观点的立足点也就非常不稳固了。

他说：“如果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必须遵循事先确定好的必然规律，那么个人就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算甜食吃多了会死，也不必负责，大可以继续吃巧克力和蛋糕，这也早在20亿年前就注定了。所以考试作弊也没办法，因为是早就注定且无法控制的；因为跟丈夫关系不好就毒死他，也可以说‘这是世界必然规律让我这么做的’。这就是由牛顿（Newton）的世界决定论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我把这种观点称为‘绝望的视角’，但许多科学家和所有决定论者却认为事物的真相就是如此。”

加扎尼加在《双脑记：从事神经科学的一生》（Tal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Brain: A Life in Neuroscience）中又提到：“‘简化主义’是一种哲学立场。它认为复杂系统只是其内部各部分的聚合，因此通过研究各部分可以推断整体的本质，通过研究整体也能说明各部分。……在神经科学中，这种说法是‘A造就B，B造就C’，建立了一个优美完善的线性世界观。如果想要了解大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他们的想法是，关于大脑的一切意义和大脑产生的一切意义，最终都可以通过研究基础神经元的电子活动来理解。从认知开始，到行为、系统，再从细胞到分子，就像剥橘子皮一样，深入科学逻辑也能看到种子。然后，就像那颗种子最终长成大树并结出橘子一样，我们再重新构建大脑，从电子到分子，再从那里到认知层面。我就是抱着这种观点长大的，曾经在很多方面对此深信不疑。虽然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相信，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拉扯着我，大声疾呼：这绝不可能！”

如果要详细描述“突现唯物论”者是如何驳斥“功能唯物论”的观点的，从这段历史中可以顺带了解一些重要内容，所以在此说明：

主流科学家们说意识只是大脑活动，成年人的大脑无法通过改造而改变。1913年，西班牙著名的神经解剖学家拉蒙·伊·卡哈尔（Ramón y Cajal）在论文《神经系统的退化与再生》（Degener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中总结道：成年人大脑的神经通路是固定不变的，神经可能会死亡，但不可能再生。

这一观点对神经科学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到1950年，这一主张成为主流科学界公认的观点，所有人都遵循它。

60年代，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科学家休伯尔（David Hubel）和威塞尔（Torsten Wiesel）两人对幼猫的视觉系统进行了研究，确定猫的视觉大脑皮层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被改造。这项研究在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基于这一成果，人们认为一旦过了生命早期的关键阶段，大脑就不再会随经验发生显著改变，已经成熟的大脑皮层是固定不变的，这成为了一个基本原则。从那时起，这一原则成为了神经科学家们不可动摇的信念。

神经科学家在人类大脑皮层上清楚地识别出了控制眼、耳、鼻、舌等各个感官的区域。最早识别这些的是加拿大神经外科专家彭菲尔德（WilderPenfield）。他在20世纪中期有了新发现：对实验参与者身体部位进行局部麻醉后对大脑进行手术，用细小的电极对暴露的大脑表面进行无痛电刺激，让实验参与者说出感受到了什么。

实验参与者说彭菲尔德触碰了自己的眼睛、嘴唇、手指、脚等部位的感觉。然而，彭菲尔德触碰的对象是大脑区域，根本没有接触眼睛等部位。实验参与者的那些身体部位产生了如同被外部物体触碰一样的感觉。

通过仔细观察这些被刺激的区域，将它们确定为产生眼部等感觉的区域。同样，也识别出了控制身体各部分肌肉自主运动的运动皮层。然而，他并不持功能唯物论认为的“大脑这些区域就是意识”的观点，而且据说他还是一个承认有来世的人。

1912年，谢灵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等人对猴子的大脑进行研究，找到了大脑可以改变或具有可塑性的证据。谢灵顿继续研究，并在1917年发表了成果。随后一些其他科学家也进行了研究，找到了各种证据。然而，这些证据未能对主流科学界的观点产生任何影响。之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一些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了证据并进行了报告，但也没有引起关注。

1968年，美国脑神经科学家莫泽尼奇（Merzenich）对猴子进行了研究，特意切断了猴子手的一侧神经进行测试。原本如果神经被切断，控制该神经的大脑皮层区域的功能应该停止，因为控制对象的神经已经损坏，两者无法相互作用。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脑皮层的那个区域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被发现开始控制手的另一侧。当触碰手的另一侧未被切断的神经时，发现原先在神经未切断时控制那侧神经的大脑区域，现在控制着手的另一侧。这清楚地表明，“大脑皮层的一个区域只控制手等的一个固定部位”并非绝对不变。这被称为“大脑重组”和“大脑可塑性”。这项研究充分证明了成年猴子的大脑具有可塑性。

1972年，当这项实验结果发布后，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抱着“大概不可能”甚至“绝对不可能”的态度。莫泽尼奇说：“每当我们讲述实验结果时，人们总是充满了愤怒和反对的想法。”这是因为“大脑皮层不可改变”这一观念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人们还对实验结果进行冷嘲热讽，即便证据摆在眼前，依然没人相信。

之后在80年代，他与其他科学家合作继续研究。1988年，他们报告了研究成果，宣布：“我们发现了前人未曾认知的、大脑具有变化的特性。”然而，主流科学家仍不愿放弃原有观点。反对者辩称：“发生重组的区域太小了，不值一提。”

之后，1991年，神经科学家米什金（Mortimer Mishkin）和庞斯（Tim Pons）两人对某些猴子[1]的大脑进行了研究。由于在这些猴子身上发现大脑皮层重组的范围巨大，这项研究成果终于让神经科学家们哑口无言，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之后，神经科学专家拉马钱德兰（V.S.Ramachandran）对人类进行了研究，并在1993年的科学会议上报告了成果。看到无论做多少这样的报告，主流科学家都不改变观点，乔恩·卡斯（Jon Kaas）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为了反驳主流科学家的根本论证，对猫的眼睛进行了研究，发现成年猫的大脑皮层也有重组和可塑性。

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学科学家休伯尔和威塞尔两人对猫眼进行的研究，确定成年动物的大脑皮层没有可塑性，这一结论后来被主流科学家作为论据，但如今发现大脑皮层也有可塑性，其根本论据便不攻自破了。此外，基于这一原理对许多中风患者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至此，所有神经科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一新发现，坚守了近百年的主流科学观点土崩瓦解。1913年拉蒙·伊·卡哈尔所下的结论也被证实是错误的。追随他的主流神经科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了错误，不得不完全放弃那种观点。

主流神经科学家们近百年来表现出的自以为是、僵化固执、心胸狭隘、墨守成规、无视证据、嘲讽异见等行为，都被认为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脑神经科学发生了巨大变革和进步，美国将20世纪90年代命名为“脑的十年”。就这样，改变主流科学家的旧观念竟然耗费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此后，更令人惊奇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仅通过身体肢体和器官的运动能够改变大脑皮层，仅仅通过心理冥想或意念也能改变大脑皮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心理分析训练中心的教师、研究员兼心理医生诺曼·道伊奇（Norman Doidge）说：“哈佛大学医学院磁电刺激大脑实验室主任阿尔瓦罗·帕斯库尔-莱昂内（Alvaro Pascual-Leone）的实验室向我们展示了，可以通过心的专注改变大脑的生理结构。”

“帕斯夸尔-莱昂内将从未弹过钢琴的人分成两组，让两组都学习一段练习曲的弹奏方法，教他们手指的运动方法，并让他们聆听自己弹奏的声音。

第一组是心理训练组：他们坐在钢琴前，想象自己正在弹奏钢琴，同时也想象听到了自己弹奏的音乐声，每天两小时，一周五天来实验室想象弹奏。第二组的人实际练习弹奏钢琴，他们也是每天两小时，一周五天来实验室弹奏。两组人每天在实验前后都要接受大脑扫描。

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心理训练组在大脑活动系统的生理上也产生了变化，与实际弹奏钢琴的人看起来一样。”

“根据神经科学家的观点，想象做某种身体姿势与实际做之间没有太大区别。人们闭上眼睛在心里想某个物体，例如想字母A，视觉皮层区域就会发光，看起来就像实际看字母A一样。”

“还有一个非常令人难以置信、来自简单实验的发现：杨光跃（Guang Yue）博士和凯利·科尔（Kelly Cole）的实验表明，如果一个人想象使用自己身体的肌肉，肌肉的强度就会增加。

这个实验对比了两组人：一组实际做运动，另一组想象做运动，两组都训练手指肌肉，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共训练四周。实际运动组每天做15次强力伸缩，每次间隔休息20秒，想象组也完全照此进行想象，同时想象一个声音说：‘用力！再用力！再用力！’

实验结果：实际运动组的肌肉强度提高了30%，想象组的肌肉强度提高了22%。”

由此可见，仅仅通过内心的意念或冥想，就能够刺激大脑活动路径，进而发现这能导致大脑等发生变化。

同样，我们也发现香味或臭味等也会因心理作用而发生变化。加扎尼加在《双脑记：从事神经科学的一生》中提到：许多年前，位于托莱多（Toledo）的俄亥俄州（Ohio）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马克·雷波特（Mark Rayport）进行的研究有一个惊人的结果。他在给一位意识清醒的患者进行开颅手术时，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电轻微刺激控制大脑嗅觉的区域——嗅球进行测试。

根据雷波特的描述：他首先与患者聊一些令人愉快的话题，讨论即将到来的春季周末。他一边与患者轻松交谈，一边用电流刺激患者的大脑，患者突然中断谈话说：“谁带着玫瑰花进来了？……”

然后稍后与患者讨论令人不快的话题，并以与之前相同的强度用电流刺激大脑的同一位置，患者又突然中断谈话问道：“谁带着臭鸡蛋进来了？”

他认为：“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虽然一切都发生在大脑内部，但心理活动过程控制着大脑的活动过程，因此‘自上而下’性质的心理活动过程向‘自下而上’性质的物质身体活动过程发送信号，即意识向大脑提供素材和信息，并对大脑产生影响。

简单地说，这种意识形态虽然产生自物质身体的大脑，但它也有自己的领域，反过来能够影响产生自己的物质身体形态。其意思是，当用电刺激大脑时，由于心理的愉快或不愉快，产生了香味或臭味的感知体验。”

此外，“功能唯物论”者认为“自由意志”——即人类可以自由地想要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意愿，只是一种错觉，实际上一切早已由大脑决定了。这种观点也被科学实验推翻了。

1964年，德国神经生理学科学家汉斯·科恩胡贝尔（Hans Kornhuber）和吕德尔·迪克（Lüder Deecke）两人基于脑电图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人们的意识活动开始之前，大脑皮层的电活动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观察手脚运动与大脑活动的关系时，他们发现在手脚运动之前的0.4到4秒之间出现了一个脑电波。他们将其命名为“预备电位”，两人认为这个脑电波与运动的准备有关。但他们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在那里停留了近20年。

之后，美国心理学教授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让一些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让他们自愿活动手腕，通过安装在头皮上的设备监测当时的预备电位。结果发现，在身体肌肉开始运动之前550毫秒时出现了预备电位。

然而，并非所有预备电位之后都一定会有肌肉运动，有些预备电位之后并不会发生肌肉运动。

那么，想要移动某个肢体的意识是何时产生的呢？按照传统思路，应该是移动肢体的意愿促使肢体运动。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意愿应该在预备电位之前出现，或者至少同时出现。否则，在意愿还没发挥作用之前，神经基础的行为已经完成，两者就不能构成因果关系。

利贝特为了确定肢体运动意愿最初出现的时间进行了研究：让志愿者看肢体运动意愿最初产生时，时钟的秒针指到了哪里。由于测试时间非常短，普通时钟无法测量，所以让他们看一个特制的时钟。他对5名志愿者进行测试，志愿者们在感受到运动意愿产生的瞬间轻微活动手腕，并确定时钟秒针所在的位置。这样进行了40多次测试。

之后许多科学家也进行了测试，发现预备电位仍然在肌肉运动开始前550毫秒时出现。根据这种情况，似乎不存在所谓的“自由意志”，因为大脑皮层的活动先发生，志愿者随后才产生了想要运动的意愿。

然而，利贝特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出现意愿的意识与肌肉运动之间有150毫秒的时间差，在这段时间内，很可能存在具有意识的大脑活动，他在1998年这样说。

1983年公布的实验结果清楚显示：在预备电位明显出现之后，志愿者仍然可以决定不执行大脑已经准备好的运动行为。

由此看来，虽然促使运动的大脑物理活动是“非意识”的，但依靠自由意志可以控制其结果。因此，即使大脑已经准备好了运动，我们也可以选择阻止它，不让动作发生。后来的其他科学家研究发现，预备电位在脚部运动之前2秒多的时候就出现了，这说明自由意志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阻止该行为。

加州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杰弗里·M·施瓦茨（Jeffrey M. Schwartz）在《心智与大脑》（The Mind and the Brain）一书中说：“利贝特的研究表明，自由意志的功能不是促使行为发生，而是作为决定者去允许行为发生或阻止它。当人们的大脑中不断涌现出各种‘非意识’的行为冲动时，自由意志就像各种想法的守门人，决定其中哪些可以成为实际行为，哪些不可以。”

“利贝特在2000年说：大脑中的意愿在最初产生时是‘非意识’的。因此，一个人仅仅因为产生了反社会的冲动或念头，不能确定他有罪。但是人有能力控制自己可能发生的行为，所以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还说：“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我认为自由意志论比决定论更符合真正的科学陈述。”

2001年，利贝特在85岁时说：“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物质法则无法控制的自由意志和心智的安住之处。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似乎回避和不讨论这个问题。”“即使退一步说，假设在人们实际体验到明显的意识活动之前，大脑中确实先有了某种活动，单凭这一点也无法断定一切事物都是由大脑来决定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种大脑的活动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而且，还存在着人们无法直接体验到的微细的意识波动，犹如潜藏在水底的游鱼一般；此外，正如磁石能使铁块移动一样，在意识向对境运动之前，就已经先有了促使意识运动的‘思心所’。”

杰弗里·施瓦茨教授说：“这种关于意志力的解释，与佛教和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哲学非常吻合。”

综上所述，请仔细审视这段完整的历史过程：从神经科学家通过研究大脑认为大脑不可改变，到最终发现它是可塑的。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就能清楚地明白这些逻辑是否真的成立：凡是真理都必然被科学家所知吗？凡是证据都必然被科学家接受吗？凡是科学家不承许的就必然不是真理吗？

关于意愿或意念的力量，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发现：仅靠心念的努力就能操控计算机。

正如杰弗里·M·施瓦茨教授所说：“90年代末，一种特殊疾病患者的实验结果为‘意愿的真实存在及其影响力’提供了惊人的证据。

这种疾病叫做‘闭锁综合征’，患这种病的人全身完全瘫痪，无法做任何自主运动——不能移动手指、转动头部、说话、微笑等。由于眼睛周围的肌肉没有损伤，有时患者可以通过眼神与他人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但除此之外，身体的其他肌肉完全不听指挥。

这是因为该疾病完全阻断了大脑自主运动指令的传导路径。然而，由于心理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意识依然清醒。科学家们苦思冥想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答案。

后来，有些人开始研究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试图探究患者能否绕过身体肌肉，直接靠大脑控制，通过计算机与他人建立沟通。

1997年，一位名叫约翰尼·雷（Johnny Ray）的美国人因大脑中风后，陷入瘫痪状态，大脑和身体无法连接。然而，他的心理判断能力、认知、喜怒等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虽然运动信号本该通过脑干，但那里的神经传导路径功能受损，就像被狂风席卷后的电力设施一样，因此，他再也无法动弹和说话。

1998年3月，经过长达12小时的脑部手术，医生将一个电极植入了约翰尼·雷大脑中控制左手的皮层区域。这个装在玻璃管中的电极具有刺激物质生长的能力，使患者大脑的功能性细胞长入管内。当电信号经过大脑皮层控制左手的区域时，会刺激电极内的一根细金丝。这根金丝会对信号进行放大，并将其传输到约翰尼枕边的接收器，进而输入计算机。

当约翰尼·雷想要移动左手时，大脑皮层就会发出一个动作电位。通过改变信号频率，就能控制计算机光标移动到不同位置，比如拼出‘帮助’‘疼痛’等词语。

他注视着计算机屏幕，全神贯注地想着移动左手，靠意念让光标动了起来。随后他经过训练，能在屏幕上逐个选择字母，慢慢拼写出来。几个月后，他每分钟能拼出三个字母。

后来，他省去了一个中间环节，不再想着移动左手，而是直接想着移动光标，结果光标真的动了。他仅靠心念就控制了光标。这一极具难度的操作，有力地证明了意愿力量的真实存在。”

这一类研究，通过科学实验驳斥了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即认为“意识只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并不具备产生结果或进行运作的能力”。

借此，突现唯物主义者反驳了功能唯物主义者，这是唯物主义内部的一场辩驳。

相比功能唯物主义，突现唯物主义更接近真相一些，因为他们认为意识不仅真实存在，还能控制大脑。在承认“意识真实存在且能对物质起作用”这一点上，他们与佛教的观点相似；但因为他们认为“意识是由大脑新产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仍未脱离唯物主义的范畴。

尽管主流科学家仍固执地坚持“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大脑”，但既然这些现象明显是靠心念专注、意愿转变而产生的，那么这种固执看来也无济于事了。

3.大部分与佛教相符的“二元交互主义”观点

这一学派认为：意识和心的其他特性可以独立于大脑而产生，心理形态能够改变大脑形态，心的本质根本无法简化为大脑活动。虽然意识的外在形式似乎依赖于大脑，但大脑的物质属性无法对意识做出完整的解释。因为他们认为，意识等所有属于“心”范畴的，在本质上与大脑等物质种类不同。

持有这一观点的，是世界最著名的神经科学家、研究并确定大脑不同区域如何控制眼睛等感官的科学家彭菲尔德。经过长期研究后，他说：“与大脑相关的解释，在本质上并不周延（无法涵盖所有情况）。”他还说：“虽然我们有新技术，但仍无法证明那些意识能完成的事情，仅仅靠大脑就能独立完成。”

不仅如此，似乎他还主张在大脑没有活动的时候，也存在意识的感知。加拿大哲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博士格奥尔格·诺尔霍夫（Georg Northoff）在《关注大脑：哲学与神经科学指南》（Minding the Brain: A Guide to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中提到：“彭菲尔德持‘脑心二元论’的观点，其理由是：他基于自己研究的数据认为意识持续存在——即使在大脑受到电极刺激或因损伤而暂时处于平缓或静默状态时，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当大脑的神经活动被电极刺激抑制而变得沉寂时，我们依然拥有意识，甚至还拥有感知。因此，他认为，我们可以说存在‘无大脑时的意识’。”

1947年，被誉为“现代神经生理学之父”、因研究神经功能和突触传导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谢灵顿，也是一位“脑心二元论”者。他说：仅靠大脑的活动，根本无法解释所有的心理现象。

196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John Eccles），同样主张大脑与意识是两回事（二元论）。他认为：“人拥有独立于大脑之外的意识，大脑只是意识的物质工具。我们可以推知人体内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我’，当物质的大脑死亡后，这个‘我’依然活着。”

他在临终前不久曾说：“二元交互论从根本上认为心和大脑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真实实体，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依靠量子物理学来进行的。”

此外，这些持有二元交互论观点的人，似乎也承认来世。美国加州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杰弗里·M·施瓦茨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喜欢谈论来世。埃克尔斯和彭菲尔德都公开讲述过前世今生的理论，他们根本不接受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心具有非物质的基础。”

所谓“心具有非物质的基础”，是指心并非产生于物质性质的大脑，而是产生于前一刹那明觉的心。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声称：“这些神经科学家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关于大脑认知功能的科学实证知识。”然而，在认知科学中，支持“脑心同质论”（一元论）的证据其实更少。

德国神经科学家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也说：“意识的构成要素超出了还原论式的神经生物学解释范畴。”

此外，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承认，他们对这种还原唯物主义的形式感到怀疑。正如神经科学家罗斯所言：“大脑与心的关系似乎是一种难以厘清的模糊状态。”大家对此表示认同。因为当面对意识、生命等深奥问题时，谁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论。

以上只是粗略讲述了西方神经科学家们的观点。如果细分，还有极多细微的观点。其中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意识与大脑是一体的；即使不是一体，也是从大脑新生出来的。

（二）对此进行理性分析

分为五部分：1.指出对方论证的错误；2.断除对此的争论；3.解释产生错误论证的原因；4.列出附带的参考资料；5.引申分析投生方式。

1.指出对方论证的错误

分为两部分：说明论证不成立（因不成）、说明论证不确定（因不定）。

1）论证不成立

现在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上面所说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主张。

无论是上述的唯物主义者，还是其他各种细分的唯物主义流派，不管他们是哪一种，其根本主张都是：意识最初是从大脑新生出来的。

支持这一主张的根本理由或证据有两点：一是看到大脑与意识之间存在关联；二是在大脑内部没有看到意识。

那么，这两个证据能否证明他们的主张呢？

如果站在公正的立场用逻辑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证据有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足以破坏其根本主张的成立：论据不成立；论据不确定。

这两个错误能够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提出的论据完全没有能力证明自己的主张，纯粹是似是而非的理由。

这如何证明呢？

如果说“意识是从大脑产生的”，那么这个证据就犯了根本不成立的错误。

一般来说，要证明某个果从某个因产生，就像证明烟从火产生一样，必须知道该“果”确实从该“因”产生。如果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就无法断言“那是它的果”。

要决定性地知道这一点，必须知道该果不是原先就存在于那里，也不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即使知道火和烟两种物质同时存在，也无法知道烟是从火产生的。这些是证明任何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必须具备的最低条件。

然而，在证明意识与大脑的因果关系时，这些条件一个也不具备：

1.意识从大脑产生，任何科学实验都没有看到，任何哲学逻辑也没有证明。

2.在大脑形成的时候，根本没有证据能否定“意识原先就存在于那里”或“从其他地方来”的可能性。因为意识的本质，根本无法成为当前任何科学实验的对象。

其理由是：科学发现的任何证据，首先都需要进行测量。测量需要被测对象具有可测量性，例如速度和重量。如果被测对象不具备能够成为当今科学对象的可测量性，就无法测量其本质。如果无法测量，就无法确定其存在或不存在，因为它是不可见而不可得（不现不可得）的。

因此，虽然他们追随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声称“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但如果仔细追问“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却连一个具体的说法——比如“是这样产生的”或“科学已经这样证实了”，都拿不出来。直到今天，所有人对此都一无所知。

通常，科学在确立任何知识领域时，都非常重视“数据”，并依据数据来进行验证。所谓“数据”，是指通过反复研究某一事物而获得的、能作为证据的统计量。例如，要通过有烟来证明有火，如果经过一千次测试，只要有烟的地方就一定有火，从未见过“有烟却无火”的情况，这就可以成为数据。那么，如果问“证明意识产生于大脑的数据是什么”，别说成百上千个，他们连一个都拿不出来。这对于他们的立宗（核心论点）来说，似乎是一个极具破坏性、如同要害受击般的致命缺陷。

甚至在科学家群体中，许多秉持公正态度的人不仅承认现代神经科学存在这一缺陷，而且公开谈论此事。被视为全球顶尖科学家之一的医学博士罗伯特·兰札（Robert Lanza, MD）与天文学家鲍勃（Bob Berman）合著的《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一书中说：“生命包含意识，但我们对意识不仅所知有限，还把它完全丢给生物学家去烦恼。可是，这种想法大有问题，意识不只跟生物学有关，也跟物理学有关。现代物理学完全无法解释大脑里的分子群如何制造出意识。日落的壮美、坠入爱河的奇迹、美食佳肴的滋味，都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谜团。科学无法解释意识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现在使用的思维无法说明意识，而我们对这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现象一无所知。有趣的是，目前的物理学思维甚至没有把这种情况视为问题。”

他还说：“科学一直没有勇敢面对人类最熟悉却也最神秘的‘意识’。”“其实他们最想解开的疑问都跟生命和意识有关，任凭他们怎么努力，也是徒劳无功。为什么呢？因为物理学无法提供真正的答案。”

这样，他清楚地说明了主流科学无法解释意识的情况，并且指出：“主流科学对自己无法解释意识这一事实，竟然不视为缺陷，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怪事。”

此外，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心智探奇》（How the MindWorks）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科学方法没有发现任何能够产生感知的特殊成分。从科学解释的角度看，感知与不存在没有任何区别。”

他继续说：“然而，宣称我们在科学上找不到对感知的解释，并不就等于是一口否认了感知的存在。我对‘自己拥有感知’这一点的确定性，与我对其他所信事物的确定性一样坚固可靠。我推测，你也拥有同样的确定性。虽然我承认我对感知的好奇心大概永远不会获得满足，但我并不愿意接受那种认为‘感知实际上不存在，只是我自己产生了错觉’的答案。”

正如他所言，他在大脑神经和细胞中没有发现任何能产生意识的特殊物质。因此，如果用现代科学来观察，什么也找不到，从这个角度看，意识与根本不存在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找不到就说它不存在，他对意识的存在有着坚定的信心。虽然科学似乎无法满足他想要了解意识含义的愿望，但他明确表示，他不接受主流科学家所说的“一切感知都只是错觉，实际上除了大脑活动之外什么都没有”的观点。

美国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加扎尼加在《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中说：“如果你问我：‘例如，当感知一朵花、一个想法或一首歌时，大脑的哪些区域在活动？我想知道这一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意识的神经基础。你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个要求的人。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有很多种说法。”

加扎尼加在《双脑记》中又说：“即使如此，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无法识破大脑的这一魔术：大脑各部分的机制协同工作，让看似具有同一体性质的心智——即具有个人心理特征的心智——显现出来。这至今仍是神经科学的核心问题。”

他还说：“对我来说，最令心灵感到震撼的是：当我们想要了解大脑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巧妙魔术让意识显现出来时，才知道我们根本连起点都还没到。如果深入挖掘人类历史，只要是关于思想的书面记录，就会出现人类思索生命本质的记载。显然，我们所有人都只是跳进了一个永远在进行中的对话，而不是在建构一个有头有尾有中间的对话。人类也许已经发现了思考过程的某些限制，但是我们还没能说出完整的故事。”

同样，美国医学博士杰弗里·M·施瓦茨和莎伦·贝格利（Sharon Begley）在合著的《心与脑》（The Mind and the Brain）一书中写道：“将大脑区域的活动与心理联系起来观察，毫无疑问是科学的一个胜利。然而，这无法让许多研究大脑的人感到满足。因为，所有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对神经基础活动如何产生意识做出完整的解释。”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Eben Alexander,M.D.）也说：“目前的科学家对于大脑神经基础是如何制造出意识的，仍然不甚明了。”

还有，美国物理学家弗雷德·艾伦·沃尔夫（Fred Alan Wolf）在《精神宇宙》（The Spiritual Universe）中说：“如果问‘科学能证明人或个体是拥有意识的事物吗’，这个问题是愚蠢且可笑的。人当然有意识！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人不都是走着、交谈着、做出合理的举动来吗？然而，科学家们却不知道如何依靠正确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人拥有意识。坦白地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意识是否能被测量，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于这个具有时空性质的世界。科学家根本不知道意识是什么，也不确定该去哪里寻找意识。虽然我们掌握了许多关于大脑和神经的知识，但是，如果要求科学家用科学方法来证明意识真实存在，却找不到任何能证明意识存在或存在于何处的科学证据。”

《生物中心主义》中说：“无论哪种科学，没有任何一条科学的基本原理能向我们揭示或解释意识的来源是什么。”“物理学已经尽力了，但也承认这超出了物理学的能力范围，因此，物理学无法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也说：“意识确实是一个难题。它有可能是基于神经基础产生的，但要依靠物理定律来证明意识的这种存在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的认知科学教授唐纳德·霍夫曼（Donald Hoffman）在《眼见非实》（The Case Against Reality）一书中说：“黑茶的味道、打喷嚏的声音、身体压在椅子上的触感等，这些日常的感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科学中最值得探索也最难理解的秘密之一。你的大脑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魔术表演的？魔术师手中的魔杖轻轻一挥，有意识的心智究竟是如何从这块重约1.4公斤的血肉球中产生的？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未得到解释。原因似乎并不是我们资料不足：科学期刊上满满都是大脑正在变魔术时被我们扫描下来的影像。尽管我们仔细检查了它的每一个动作，但这既然是位聪明的魔术师，就不会轻易泄露任何秘密。”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虽然在神经科学上有很多突破，但仍然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遇到如此严重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似乎可以归咎于魔术师的基本策略——分散注意力。我们被一个强有力的错误理由所欺骗，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大脑上。由于被误导，我们以为大脑或具身大脑正在上演意识的魔术[2]。简而言之，我们被骗了。”

同样，哲学家柯林·麦金（Colin McGinn）说：“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要解决身心问题。然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身心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我认为，现在是时候直率地承认我们无法解开这个深奥秘密了。对于‘意识之酒’究竟是如何从‘物质大脑之水’中产生的问题，我们至今仍一无所知。”

此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教授、心灵哲学专家约翰·罗杰斯·塞尔（John Rogers Searle）说：“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意识。与意识相比，我们在物质方面，除了量子力学的某些领域还有很多疑问外，总的来说做得很好。但在意识方面，我们至今仍没有一个合适的理论来解释意识究竟是如何从人脑中产生的，也无法解释意识究竟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

这些都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请仔细审视他们的言论。在杰出的科学家中，持这种说法的人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是科学家中思想较为开明、态度较为公正的一群人。他们异口同声地明确表示：现代科学无法证明意识是如何从大脑中产生的。

然而，许多其他人仍然死死抱住旧有的观点不放，因此必须明白，科学家有时也会出现“不重理性而重观点”的情况。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唯物主义科学家还是哲学家，从古至今谁都没能证实意识是产生于大脑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无人能够诋毁。

既然如此，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主张，“论据不成立”是逻辑中最严重的错误，所有讲逻辑的人都知道。因此，想要反驳这一观点的人，应该抓住这一点进行详细的追问和辩论，不要错失要点。

像这样，在连一个论证数据都没有的情况下，还固执己见地坚持这种说法，这只能被视为科学家在说着违背科学的话。如果仔细审视，这只不过是把自己也不确定的一个猜测，冠以“科学”之名向全世界宣布罢了。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所说：“这件事本身只是表明了某些唯物主义者的傲慢，即将通过大胆猜测做出的假设当作科学来维持的方式。”

2）论证不确定

分为两部分：看到大脑活动、在大脑内部没有看到意识。

（1）看到大脑活动

如果说：“当人的心中产生任何念头或感受时，大脑某些特定区域的脑电波会发生变化，因此意识就是大脑本身，或意识是从大脑产生的。”那么这个理由是非常不确定的。

因为通过这种现象，我们只能知道大脑与意识之间存在关联，却根本无法由此断定意识与大脑是同一本体，或者是从大脑中新产生的。因为即使两者都不是，在粗大的物质世界中，也允许出现这种相互关联的现象，例如：风吹导致旗动，水荡导致船摇。

科学实验所观察到的，仅仅是物质性质的大脑发生了变化。在那个时刻，根本没有看到意识与大脑是一体的，或者是从大脑产生的。心中产生了什么念头或感受，是通过询问当时实验对象的人才知道的，而不是科学直接知道的。如果科学连意识是什么、在哪里都看不到，又怎么能看到它与大脑有什么关系呢？根本看不到！

如果意识与大脑是同一本体，那么了解了大脑的本体，就应该了解意识感知的本体，因为两者本体相同。如果是这样，那么当看到猴子、老鼠等的大脑本体时，也应该知道它们内心的感知。同样，对人也不需要询问心中产生了什么感知，科学实验本身应该直接看到。

如果不是这样——即虽然对大脑的体性哪怕细微到粒子都已了如指掌，但对意识的感知却连一个微尘都不知道，那么这个理由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两者并非同一本体。既然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怎么还能说它们是同一本体呢？

如果硬要说意识的本体仅仅是大脑的活动，那么至少就像电影银幕上显现的影像是由电影胶片转动产生的，银幕上并无真实影像一样，那时的证据应该是能在大脑中展示出某种类似于“能实际看到产生银幕影像的底片”的东西。

如果无法展示这样的东西，那么即使仅仅立下一个观点说“这些无数的念头和各种苦乐感受，与一堆粒子（大脑）是同一本体”，谁会相信呢？因为他们连一点点能消除人们疑虑的逻辑都展示不出来。

这一点，西方那些坦诚直言的学者们也是认同的。例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认知科学教授唐纳德·霍夫曼在《眼见非实》中说：“我们想从关于意识的科学理论中得到什么呢？试想一下品尝香草的味道和听到警报的声音这两件事，对于‘大脑活动导致了意识体验’这一论点，我们需要的是数学定律和基本原理。我们需要能够清楚地说明：品尝香草的意识体验是由哪种大脑活动产生的？还要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大脑活动会导致这种体验，而不是导致听到警报声等其他体验？不仅如此，还要能解释：为什么必须改变这种大脑活动，现在的意识体验就会变成其他的，例如能把品尝香草的体验转换为品尝迷迭香的意识体验。这些定律和基本原理必须也能应用于其他物种。否则，就需要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不同物种需要不同的定律。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定律，至今也没有人提出过符合事实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为大脑活动就是意识，或者意识是从大脑活动中产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精确的定律和基本原理，将每一个特定的意识体验与其对应的特定大脑活动精确配对，证明它们是同一本体，或者将特定的意识产生过程与特定的大脑活动结合起来。但在目前，还没有人能展示出这样的定律和基本原理。

如果我们认为意识体验与大脑中某种对其他过程进行监控的过程是同一本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写出能够精确展示这些过程以及与之本体相同的意识体验的定律和基本原理。

如果我们认为意识体验是一种错觉，是产生于某种对大脑其他过程进行关注、监控或模拟的特定大脑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确切地陈述能够清楚展示这些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错觉的定律和基本原理。

此外，如果我们认为意识的本体是从大脑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就必须通过陈述定律和基本原理，精确地说明每一个特定的体验究竟是何时、如何产生的。在没能陈述这些之前，这些想法甚至连被评价为‘错误’的资格都没有。仅仅是宣称‘它们是同一本体’、‘是突现的’或‘是模拟其他大脑过程的注意过程’而不提供证据，这些说法根本无法替代能够进行定量预测的精确定律和基本原理。

我们拥有能够预测黑洞、夸克动力学以及宇宙演化的科学定律。但是，对于品尝香草的滋味、听到街上的嘈杂声等这些日常体验，究竟该如何展示出一套能够进行预测的确定性逻辑、基本原理或完整的因果关系，我们似乎连一点点都不知道。”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意识体验本身就是大脑活动，或者认为它们是从大脑中产生的，那么就必须展示出作为证据的、正确且精确的科学基本原理和定律。但目前谁也展示不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这就仅仅是一个主张而已，根本不值得去分析其对错。这是一句非常中肯的话。

尽管如此，他们却说不出任何基本原理和定律。主流科学家如果要陈述定律，除了基于物质的定律外别无其他，而这些定律无法解释意识。这正如前文提到的美国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所言：‘要依靠物理定律来证明意识的这种存在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加扎尼加说：“在讨论与意识体验相关的大脑皮层活动时，埃克尔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脑皮层神经基础活动的特定对象、时间、方式如何产生特定的体验？’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找到答案，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意思是，在许多科学家的会议上，前面提到的科学家埃克尔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答案；不仅当时，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同样，在西方科学家中，也有许多人承认上述唯物主义的论证是不确定的。除了伟大科学家谢灵顿和神经科学家彭菲尔德的观点外，美国亚利桑那大学（Arizona）意识研究中心负责人、被视为意识研究领域权威专家的博士大卫·查尔默斯（David J. Chalmers）在《走近真理》（Closer To Truth）中说：“起初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唯物主义是一种对人心极具吸引力的科学和哲学。”“通过研究大脑，我们对大脑与意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也是未来会继续发生的。我们看到这种联系涉及大脑的许多区域。例如，视觉皮层与各种视觉体验有关，大脑的功能区域与意识的不同方面有关。然而，仅仅知道那里存在联系，并不等于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并能做出解释，也不等于认为意识与大脑是同一本体。”“所有的研究资料最终都只是展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判定‘大脑与意识之间的相互联系’究竟是对意识本体的解释，还是仅仅是象征它的某种影像，这不是科学的工作，也不是经验主义的工作，而是哲学的工作。”“随着对大脑的研究，展示相互联系的资料越来越多。然而，如何解释这些资料，永远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段话的意思是：直到现在，科学研究发现的所有资料，都只是展示了意识与大脑之间存在联系。虽然知道大脑与内心的感受之间有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科学本身永远无法知晓，因此必须依靠逻辑分析来确定。而用逻辑进行分析是哲学的工作，不是科学所能完成的工作。

那么，哲学家们是如何解释这一点的呢？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的？》（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他在文中指出，仅凭了解大脑并不能了解意识。他说：“蝙蝠与人类非常不同——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特别是它们的感知核心与人类不同，它们能感知超声波的振动频率，而人类无法感知。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关于蝙蝠神经生理学的所有知识，我们也无法通过这些知识得知蝙蝠依靠超声波感知周围环境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所以，仅凭关于蝙蝠大脑的单纯物质知识，无法向我们展示蝙蝠的主观体验和任何思维活动。关于蝙蝠大脑的所有知识，都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蝙蝠的第一人称视角及其体验的知识。”

同样，澳大利亚哲学家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以此说明即使掌握了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知识，也无法由此获得关于意识体验的知识，因此断定两者是不同的。

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他虚构了一位名叫玛丽（Mary）的科学家。玛丽是一位智慧极其敏锐的科学家，她掌握了关于色彩体验的所有正确知识，对色彩体验背后的根本神经生理过程了如指掌，就像看自己的手掌纹路一样清楚。不仅如此，她还精通光及其光谱等物理学知识。简而言之，玛丽是所有科学家的典范，尤其对于研究意识的神经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玛丽与常人不同的是：她从小在一个只有黑白两色的环境中长大，除了黑白之外，从未见过或体验过任何其他色彩。虽然她掌握了红、绿、黄等色彩背后的所有神经生理过程的知识，但她对于“亲身体验这些色彩”这一方面，却没有任何认知。因此，她是一个拥有关于大脑活动的知识，却缺乏关于内心体验这一知识究竟是怎样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杰克逊与另一位研究意识的神经科学家进行一场对话。杰克逊问：“她是否缺失了某种知识？”神经科学家回答：“确实如此，她缺失了关于色彩意识显现的本质特征（感质）的知识。”杰克逊接着说：“因此，你说她的知识是不完整的。”

杰克逊说：“如果体验的状态和意识可以被还原为大脑及其神经基础，那么既然玛丽已经透彻地了解了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她的知识就不应该有任何缺失。然而，玛丽的知识存在缺失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意识是如何体验的’与‘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这两者并不等同。也就是说，玛丽依靠神经科学检测掌握了关于他人大脑运作的完整知识，但她却缺失了由亲身体验而获得的‘色彩究竟是什么样’的知识。”

此外，著名学者、医学家雷·塔利斯（Ray Tallis）在2010年反驳了让科学家相信“大脑制造意识”的根本证据。他说：“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生成的图像中，当心理活动发生时，大脑的某些区域确实会变亮。但科学家们应该学会的第一课是：仅仅存在相互联系，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是因果关系（即不能说前者产生了后者）。例如，收音机播放音乐时指示灯会亮，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收音机制造了音乐。同样，即使看到大脑某些区域发出信号或变亮，这也并不代表是大脑制造了意识。神经网络负责组织和传递电子脉冲活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思考。电子脉冲活动与体验两者意义不同，有体验的才是意识。”“仅仅有关系无法证明一个从另一个产生，物质性的神经粒子是无法思考的。”

以上只是举例，在哲学家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当然，主张“脑心一元论”的人也很多，争论仍在继续。但最重要的是要看谁拥有正确的逻辑，而不是看追随者的多少、名气的大小或是否获得过诺贝尔奖等。因为这些都无法决定究竟的真相。

（2）在大脑内部没有看到意识

加拿大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博士格奥尔格·诺尔霍夫（Georg Northoff）在《自发的大脑：从心身问题到世界-大脑问题（Minding the Brain: A Guide to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中说：“我们在大脑内部所能检测到的，仅仅是神经基础的形态，这些全都是纯粹的物质。在大脑内部看不到任何意识的形态。因此，神经科学家们反驳二元论而不支持它，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在当前的脑心问题争论中，绝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哲学家都采取这一立场，倾向于支持物理主义（唯物主义），而不是二元论。”

也就是说，当神经科学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仪器检查大脑时，除了物质性质的神经及其细胞外，没有看到任何所谓的“意识”，因此大家似乎都不接受二元论。

然而，如果仔细审视这一点，这似乎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错误。如果那个逻辑成立，就必须主张：“首先，只要是世间起作用的事物，就必然能被肉眼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看到。”但这显然是无法成立的。正如前文所述，无边无际的内心体验，是这两者都无法看到的。例如，某人私下做了一件违法的事，心里想着“我绝不告诉任何人”并保守秘密，这个想要保密的心思既无法被肉眼看到，也无法被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看到。但这心思显然是真实存在的。此外，即使在物质内部，也有各种看不见的东西。因此，“因为没看到意识，所以认为它不存在”，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粗糙的逻辑。同样，仅凭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拍不到意识的照片，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因为意识本就是无形的，根本无法被拍摄下来，就像眼睛无法看到声音一样。

就像这样，唯物主义者们炮制了许多观点和术语，声称“物识一元论”“脑心一元论”“人是由肉构成的机器”“大脑是由肉构成的计算机”等，并竭尽全力想要把意识从真实存在的事物名单中剔除出去。然而，他们的根本逻辑存在巨大的缺陷，不仅最终一无所获，反而还遭遇了挫败。他们声称“意识无法对其他事物产生作用或产生任何结果”“意识没有任何能力，所有取舍决定都是大脑早已预先设定好的”“大脑完全发育成熟后就没有任何变化”等观点，都已经被科学自身的实验推翻并击败。如今，在物理学、生物学等许多领域中，不断出现证明意识具有能力的证据，这让他们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简而言之，意识这个问题让所有的神经科学家都感到精疲力竭、不知所措。例如，美国脑科学家加扎尼加在《谁说了算？》中说：“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简直就是逻辑上的噩梦。不仅如此，虽然我们经常谈论这个词的含义，但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他还说：“我查阅了1989年版的《国际心理学词典》，发现由心理学家斯图尔特·萨瑟兰（Stuart Sutherland）编写的这个定义虽然在教育内容上可以忽略，但非常令人惊讶：‘意识是：拥有体验、思维、感受和理解的东西。不仅难以认知，而且这个词的含义根本无法把握，不可能给这个术语下定义。意识是一种最吸引人却难以理解的现象，不可能清楚地说明它做什么、为什么进化出来、它的意义是什么。目前关于意识的文章中，没有任何一篇值得一读。’因此，当我以前进行研究时，发现了大约18000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但萨瑟兰告诉我不需要看这些。”

加扎尼加还提到：“关于意识的论文写作，斯坦福大学（Stanford）物理学家詹姆斯·特雷菲尔（JamesTrefil）说：‘科学中首要的重大问题，我们甚至连该如何提问都不知道。’”

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死死抱住神经科学的脖子，希望自己的观点找到了科学证据；而神经科学家们则抓住唯物主义的观点，希望为自己的实验结果找到理论支持。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周延（没有必然联系）的伪逻辑，对双方的心愿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一点，凡是懂逻辑的人都很容易理解。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至今仍不承认，仔细想来真是奇怪。此外，先预设观点立场，然后再去寻找理论证据，这更像是在执行一项带有目的的任务，而不像是逻辑学家探寻真理的方式。

不过，现在认为意识独立于大脑之外的科学家越来越多了。2016年，我与哈佛医学院的几位年轻大脑研究人员进行过交流，他们说许多年轻科学家正在致力于研究“意识独立于大脑”这一方向。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所提出的证据也变得越来越有力。

2.断除对此的争论

如果有人认为：“大脑的某些区域受损时，心理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虽然大脑某些神经受损时，确实会影响心理能力，如不认识自己的亲友等，但这是因为大脑作为意识的俱生缘而产生的影响。这只是影响了意识的部分功能，并不能证明整个意识都随大脑而生灭。特别是，不一定大脑受损就会影响意识。因为即便大脑皮层大部分甚至全部没有，只剩下脑脊液，思维和感受依然可能完好无损。

例如，美国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在《当自我来敲门》（Self Comesto Mind）中说：“有些胎儿在子宫内因患严重中风，导致大脑皮层全部或大部分损毁，颅骨内完全充满了脑脊液，这被称为‘积水性无脑畸形’。”“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些孩子称为‘植物人’或‘像植物一样的人’，因为相反，他们拥有清晰的意识，也能做出行为反应。他们的不幸遭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让我们知道：即使没有大脑皮层，依然可以发生某种心理活动。”“这些积水性无脑畸形患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极难解释的事实，让我们借此了解了人类脑干的构造和大脑皮层的局限。这种情况彻底揭穿了‘意识体验能力、感受和思维完全依赖于大脑皮层’这一谎言。”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对老鼠大脑进行了研究：首先训练老鼠走迷宫寻找食物。然后切除老鼠的大脑皮层，一点点切除，最终切除了90%，但老鼠依然没有忘记如何走迷宫。

英国神经学家约翰·罗伯（John Lorber）的论文中提到：“有两个生来就没有大脑皮层的婴儿，从外表看与常人无异，没有任何缺陷。其中一个活了3个月，另一个活了1年。他还记录了600多例脑积水患者的病例，根据积水程度分为四组，其中10%属于极重度，颅骨内95%都被积水充满。然而，在这组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智商超过100。还有一位数学成绩优异、思维敏捷的年轻人，智商高达126，但他的颅骨内几乎根本没有大脑——颅骨下只有一层厚度仅约1毫米的薄薄的脑细胞，其余空间全被积水充满。”所谓智商，是衡量智力高低的数值，120以上为优秀，100为中等，80以下为迟钝。

这项研究结果一经公布，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立刻一片哗然。有人说约翰·罗伯自己看错了扫描结果，但罗伯回应说：“我对自己证据的准确性负责。”有人说：“你没有测量受试者残余大脑的重量。”对此，罗伯讽刺道：“我虽然不确定那个数学系学生的脑重是50克还是100克，但很显然，这离正常人的1.5公斤相去甚远。”

另外，一些接受这一研究结果的神经学家说：“这一结果表明大脑是冗余的（过量的）、实用性不足的，许多功能是重叠备份的，所以变得多余了。”意思是说，即使那些多余的部分没了，功能也不会完全消失。反驳这种观点的人说：“这种说法纯粹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情况，就硬说那是多余的，以此来试图圆自己的说法罢了。”

哈佛大学教授鲁道夫·坦齐（Rudolph E.Tanzi）和医学家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在合著的《超级大脑》（Super Brain）一书中说：“这些现象直到现在仍是个谜。但在我们进行讨论时，不应忽视这项研究——这是否可能是意识主宰大脑的终极案例呢？”

不仅如此，似乎还存在着根本没有大脑的生物。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说：“事实证明，根本没有大脑的生物，例如低等的单细胞生物，似乎也拥有心智能力和有目的的行为。这是一个尚未被正确分析的事实。”

同样，如果有人问：“由于食用了某些植物等物质，导致眼识等感官知觉产生幻觉，看到各种不存在的景象，产生各种感受；不仅感官知觉，连意识也产生幻觉，说各种胡话。既然大脑被改变，意识就跟着改变，那是否说明大脑本身就是意识呢？”

这些现象也是因为物质的能量对大脑神经进行了非正常的刺激，以此为缘，导致意识也产生了错乱。一般来说，眼睛看东西等感官知觉，甚至意识正确地体验对境，都需要依赖大脑神经。由于扰乱了大脑神经，意识也就发生了变化。这就好比电话或电视机出了故障，就无法如实接收声音和图像信号一样，但这并不能证明大脑与意识是同一本体，也不能证明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

此外，如果通过服药等方式改变大脑神经，意识的苦乐情绪也会随之改变，例如治疗焦虑症和抑郁症就是如此。这些情况与上述原理相同，因此，它们对于“意识就是大脑”这一立宗没有任何助益。

如果有人说：“因为科学家不承认，所以不成立。”这种说法没有丝毫确定性，任何对科学有了解的人都不会这样说。关于科学家的观点和科学实验证实的结论，存在四种情况：1）既是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又是科学结论的，例如物理学中的分子、原子、电子、原子核等理论；2）是主流科学家的观点但不是科学结论的，例如唯物主义科学家声称没有前世今生；3）是科学结论但不是主流科学家观点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学实验证实大脑具有可塑性；4）既不是主流科学家观点也不是科学结论的，例如认为杀生会投生恶趣。

因此，并非科学家的所有观点都是科学结论。退一步说，即使是科学结论，也不一定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受研究方法和工具优劣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各种符合或不符合事实的结果。

如果有人说：“因为在大脑中植入芯片后就能操控计算机，所以这是大脑在做工，而不是心在做工，因此不需要心。”虽然有很多在大脑中植入电极或芯片来操控计算机和电视等的案例，但这并不是单靠大脑完成的。在许多情况下，主要的“作者”（操作者）是心，大脑只是它的工具。

一般来说，通过刺激大脑神经让身体等发生运动，有两种情况：一是基于身心原本俱有的联系；二是基于技术构建的联系。

第一种情况细分又有两种：有意识地做和因惯性或习气而做。前者是心有意识地让身体运动，例如有意识地伸缩手脚——生物日常的大部分行为都属于此类。后者是因心的惯性或习气而做，当时并没有刻意去想，而是自然而然地做。例如，心里想着别的事，脚却能一步步走在路上而不走错。

第二种情况，即基于技术构建的联系，细分也有两种：需要心的意愿和不需要心的意愿。

前者如前文提到的瘫痪的美国人约翰尼等人，在大脑中植入电极，通过心的意愿来操控计算机，或者操控人造机械臂移动。这些都是靠心的一境专注（意愿），引发脑电波作用于芯片，芯片再作用于控制手脚运动的脑神经，最终让身体等发生移动。

后者是利用脑机接口（BMI）技术，在大脑中植入芯片，刺激脑神经，使得心虽然没有想动，手脚等却动了。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家诺曼·多伊奇说：“阿尔瓦罗·帕斯夸尔-莱昂内把一个像船桨形状的仪器放在我的左脑上方。这个仪器能发出电磁刺激，称为经颅磁刺激（TMS），它能改变我的行为。仪器里有一个铜线圈，通电时磁场发生变化，穿过头骨进入神经基质的脑回，到达控制手部运动的区域，磁场的变化感应出电流。磁场每开启一次，我的右手无名指就微微动一下。这是因为刺激了我大脑中控制手指运动的那块约0.5平方厘米的区域，那里有上百万个神经元，它们被激活导致了我的右手无名指运动。”

以前彭菲尔德需要打开头骨将电极植入大脑，但这（TMS）不需要对大脑进行手术，即使不把电极植入大脑皮层，也能获得彭菲尔德发现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神经科学家彭菲尔德刺激患者大脑皮层的某些运动区域时，患者的手会突然抬起。问患者发生了什么，患者说：“我的手抬起来了。”然后又吩咐患者“抬起手来”，患者抬起手后，又问发生了什么。患者说：“我抬起了手。”前者是心没有刻意想动，但大脑让它动了；后者是心刻意想动而动的。因此，患者对前一个问题给出了“属格”（我的手……）含义的回答，对后一个问题给出了“作格”（我做了……）含义的回答，即对于心所做的行为，会说“我做了……”。

像这样，能够清楚地分辨这些情况，并了解其中谁是主要的“作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即使利用脑机接口技术让生物像电动玩具一样做出各种动作，也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没有意识，或者不需要意识。

3.解释产生错误论证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神经科学家对意识会如此困惑呢？如果秉持公正的态度进行分析：西方科学对物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现，这成为了非常惊人的事情，我们绝不会说那不是真的或不正确。然而，在意识方面，他们至今仍一无所知。无论是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物理学还是生物学，在意识方面，不仅没有任何令学者满意的发现，而且他们所陈述的许多理由纯粹是不合逻辑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承认。

正如英国物理学家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在《从科学到神》（From Science to God）中说：“科学在解释物质世界的结构和运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于我们内在的世界，诸如想法、情感、感受、直觉、梦境等，连几乎一无所知。对于意识本身的探讨，科学也是一片死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其他任何科学，都没有对我们具有内在世界这一点有任何解释。”

其主要原因是：科学家们最初没有追随自己通过正确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而是追随了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陈旧论调，导致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这就好比花费了极其漫长的时间、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进行了广泛研究，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有的错误根源都在于：把意识执著为物质本身，或者认为意识仅仅是物质的衍生物。无论对物质的大脑进行怎样研究，对于认清意识的本质都没有任何帮助。这就像是要去东方，却转身向西方走去一样。

彼得·罗素说：“无论怎么解释，都回答不了那个老问题：非物质的意识是如何从无意识的物质中产生的？所有这些方法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失败了，这也许意味着大家可能统统走错了路。因为它们都基于同一个假设，那就是认为意识源自或依存于物质世界，如空间、时间和物质。不管用哪种方式，他们都把意识的异常现象纳入了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这就像中世纪的天文学家用增加周转圆的方法来解释行星的不规则运行一样，其背后的根本假设非常脆弱，但他们似乎从未对此产生过一丝怀疑。”

在前文提到的鲁道夫·坦齐和迪帕克·乔普拉合著的《超级大脑》中也提到：“神经科学家们将一切都进行了还原，试图用大脑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甚至在一些文章标题中出现‘坠入爱河的大脑’‘神经基质中的上帝’等字眼，基于错误的理由，声称爱情和信仰也是由大脑产生的。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例如，当听到收音机里发出静电噪音时，我们会说‘收音机的声音不好’，而不会说‘收音机里音乐的声音不好’。因为意识就像是音乐，它与将其引入物质世界的接收器——即像收音机一样的大脑，显然是两回事。

那么，既然神经科学家们也是思维敏锐、杰出的人才，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如此基本的差异呢？在诸多原因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了唯物主义的影响。”这句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4.列出附带的参考资料

这里我将过去四年间，与来自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和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十几位研究脑与心的神经科学家进行交流时，所获得的一些相关谈话内容列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2016年5月20日，我与现代杰出的神经科学家之一、被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100人”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理查德·J·戴维森（Richard J.Davidson）就大脑与心的话题进行了交流。他说：“现代科学无法认知大脑与心之间的关系，以及前世今生等问题。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且无法认知的。所以我常说，我们科学家应该保持谦逊。

关于‘观想弹钢琴能改变大脑’的说法是真的。仅在心中观想进行某种行为，其产生的后果与实际进行该行为是相似的。

当朋友感到疼痛时，自己的大脑也会发生变化，就像自己感到疼痛一样。其根源在于同理心。

此外，也有通过观想来进行体育训练的方法。这些都被主流科学家所接受。在四五百本标准的科学书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必须承认。

关于用冥想进行体育训练的数据还不多。进行了三四次研究，结果很好。

关于慈悲心的冥想做了很多研究。对普通人的研究表明，心理训练能改变大脑。一些主流科学家说，冥想研究的结果仅仅是大脑对大脑产生了影响。虽然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但无论如何，慈悲心产生了益处。对此，也有人说这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目前的科学家对大脑有了新的理解，但对意识却没有任何新的理解。这与100年前的情况一样。

1980年，心理学家们声称冥想等全只是大脑内部的运作方式，并说心是由大脑控制的。这种说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对心的认知并没有任何进展。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网站上说‘心仅仅是大脑的活动’，这种观点是保守的，但在主流科学中仍是主流。

大脑中有许多神经，过去20年对这方面的关注越来越多，已经能证明存在肉眼看不见的神经。但还有很多未知的，需要带着谦逊的态度去研究。

神经科学很年轻，而佛教对心观察和研究的时间很长。

有些科学家说根本不存在‘心’这种东西。科学家每年对大脑都有新发现。现在我们应该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2016年5月23日，我与哈佛医学院的四位资深神经科学家进行了交流。他们说：“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冥想与大脑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关注这个方向。从2003年开始，年轻一代科学家也开始关注。冥想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正念冥想似乎正在构建新的大脑回路。当新的回路形成后，对于那些不想服药且病情不重的抑郁症患者等，进行冥想比较合适。如果生命有危险，则必须服药。先服药，然后再进行冥想。对于抑郁症、焦虑症、压力、幻听、幻视等，一开始服药比较好。如果一开始就冥想，可能存在风险。我们研究冥想才大约10年，因此，之前知道的还不稳定。我们让冥想者进行了8周的冥想，但这似乎有点不够。正念冥想具有放松大脑回路、敞开心扉、让大脑构建新回路等能力。”其中有一位仍认为“心就是大脑”。

同样，在2016年5月23日，我与哈佛医学院两位利用扫描成像研究大脑的年轻科学家（一男一女）进行了交流。他们说：“我们正在研究大脑与心理的关系，检查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研究不同类型的大脑，研究许多不同的疾病。例如，正在研究性格改变、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是否存在男女差异等。正念冥想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会让症状减轻。我们知道大脑具有可塑性，正念冥想帮助了许多人。

我们对大脑进行扫描，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拍摄影像进行检测。检测大脑中的疾病是否与心有关。利用比传统设备清晰度更高的仪器拍摄大脑，正在从大脑的许多部位采集数据。在冥想时，检测大脑的哪个部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心理进行检测。有过1000到11000小时冥想经验的人被称为专业冥想者。依靠冥想能够构建新的大脑回路，不仅如此，还会产生新的习惯，而且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冥想时，仪器上的蓝色信号会减少，红色信号会增多。如果蓝色增多，表示妄念增多。如果对冥想者说‘专注点’，让他们刻意用力，这时蓝色信号反而会增强。大脑额叶是比较高级的区域，习惯冥想的人似乎大量使用额叶。对比专业冥想者和只进行了两周冥想的人，大脑额叶有很大差别。

对于各种妄念：如果与‘自我’有关，会有相似的神经回路。视觉、听觉等则会在大脑的不同部位产生活动。在特定的某种大脑活动发生时，究竟产生了什么念头，必须由被测试者自己说出来，所以是通过在实验进行中或结束后询问得知。所谓‘回路’，是指大脑各部位之间像网络一样的连接。所谓‘连接’，是指能量的连接或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它们依靠神经纤维进行连接，有长有短。它们之间通过传递化学物质来进行交流。”

2016年5月4日，我与弗吉尼亚大学长期研究大脑的神经科学家詹姆斯·科恩（James Coan）进行了交流。他说：“人类大脑有一些部分与其它动物是共有的，也有一些是人类特有的。曾经有许多人想确定大脑中产生不同感受的区域，制作像地图一样的东西，但这似乎很难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认为悲伤、愤怒等情绪与大脑的特定区域有关，但现在看来很难这样说了。与恐惧相关的，包括身体准备逃跑或僵住等反应，涉及到大脑的许多区域。恐惧也有许多产生的区域，并没有确定的位置。在研究时，研究人员通过光照引起惊吓后进行检测，多次发现是同一个区域。但如果照光次数过多，那个区域就会失效，反应会转移到其他区域去。”

2016年4月22日，我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生物学教授大卫·普雷斯蒂（David Presti）进行了交流。他说：“如果仅仅按照目前的研究方式继续下去，很难对意识做出细致的解释。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发现大脑具有可塑性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我们知道依靠演奏乐器能改变大脑。

一般来说，无论做什么都会改变大脑。最初，通过教老鼠玩各种游戏，发现这能改变老鼠的大脑。当时虽然这样说了，但没有科学家承认，后来才被接受。那位研究它的女研究员就是我们学校的。

要用大脑来解释心很难，有两个原因：一是大脑本身太复杂，我们了解得还不够好；二是修行者在观修等过程中有着真实的体验。要依靠大脑来解释心，这两点是最大的困难。”

2017年8月2日，我又与普雷斯蒂进行了交流。他说：“如果将心与大脑分开来进行研究，这个方向是很好的。科学家们现在是大脑方面的专家，但他们还不考虑心是独立存在的。如果能对前世今生进行很好的研究，那将对心的研究有所帮助。通常，如果跟科学家说心是独立存在的，他们会不高兴。但我相信心是独立存在的这一方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关于这方面的话题范围和讨论者越来越多。大脑各部分之间的缘起（相互依存）关系非常复杂，还需要研究许多细节。科学家们对生命的含义理解得不够好，对细胞的了解则更多一些。”

2018年4月18日，我与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家盖尔·德斯博德（Gaelle Desbordes）进行了交流。她说：“在研究大脑时，长期冥想者大脑左侧的一个区域会出现活动，那个区域的活动很明显。但听到婴儿的声音时，那里也会活动。所以很难说那个区域仅仅代表慈悲心。焦虑者和上瘾者那里也会出现活动。很难仅凭大脑的一个区域来下定论，那时必须问当事人‘你的心理状态如何’，存在许多复杂和未知的事物。

大脑研究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刚刚起步，因此很难下结论。仅靠扫描大脑很难了解清楚，需要扫描和询问体验二者结合，如果不说出心理的显现，仅靠仪器是无法知道的。即使大脑许多区域在活动，同时其他区域也在活动，仅看大脑图像无法得知心理显现。也许将来能知道，科技每年都在进步。

心是否散乱可以通过大脑变化来推测。虽然知道散乱了，但产生了什么杂念，仅看大脑图像是无法知道的，必须结合看大脑图像和询问心理显现这两者。很难知道心和大脑哪个是主导。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神经科学家也无法确知。

现在佛教徒中学习科学的越来越多，科学家中学习佛法的也越来越多。未来的交流会越来越好，也会变得更有意义。”

美国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意识研究所所长华莱士博士（B. Alan Wallace）说：“主流科学家声称心仅仅是大脑的活动，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弗吉尼亚大学对前世今生进行了研究，并获取了大量数据。然而，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却对此置之不理，这真是一件怪事。没有一个主流科学家对实际内容进行过分析评论，这是令人遗憾的。对自己观点不利的事实视而不见，这真令人感到悲哀。”

2016年5月20日，我与哈佛大学的几位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博士进行了交流。该校的许多心理学家和老师也来旁听。神经科学家们讲了很多关于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意识与大脑存在联系的内容。随后，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大脑与意识之间存在联系，这是西方人通过大量研究已经知道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意识就是大脑。例如，水里的鱼游到靠近水面时，水面虽然会发生波动，但这并不能证明水和鱼是一体的。”

以上内容是从与神经科学家交流时所做的笔记中，选取与此相关的部分，未做任何修改，如实记录在此。

5.引申分析投生方式

现在，从对心与大脑的分析引申开来，稍微分析一下与之相关的人类投生原理。

在父亲的白界（精液）中，有一种能繁衍后代的种子，称为“白界子”（精子）。精子的形状像蝌蚪，头圆，身细而长。男性射精一次的精液中，大约有2到5亿个这样的精子。但相对于射出的精液总体积而言，精子只占很少一部分。因此要明白，并非男性所有的精液都是精子，精子就像是精液中的精华。

在精子圆圆的头部里有精子细胞，该细胞的组成部分包括：顶体（类似帽子的部分）、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尾部等物质。其中，在细胞核内有23条染色体，最后一条被称为性染色体。如果是Y型，则生男；如果是X型，则生女。通常因为具有这两者之一，所以如果卵子遇到带有Y染色体的精子，就会生男孩；如果遇到带有X染色体的精子，就会生女孩。

在这些染色体中，有一种叫做“基因”（Gene）的物质。它是一种具有能力的物质，能够生成自身后代所有的具体特征，从眼睛的颜色到脚的大小等。在精子细胞的顶体中，含有几种酶。它们的化学成分包括：核酸、蛋白质、酶、氨基酸。

来自母亲的“红界子”（卵子），形状像球囊一样圆，中心有核心，由多种细胞构成。其中心有一个稍大的细胞，称为卵母细胞，周围由细胞群包围着。这里面也有23条染色体，性染色体只有X型，没有其他类型。它们的成分包括：水、无机盐、糖类、蛋白质、核酸。

这样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后，便能受孕。极多的精子争先恐后地奔跑，最先到达的那个与卵子相遇并结合，从而繁衍后代，其他的则没有繁衍的机会。

其中，了解“基因”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稍微详细讲一下：

在精卵结合后的细胞核中，有46条染色体。因为前述的精子和卵子各带有23条染色体，混合在一起后就变成了46条或23对。在这些染色体中，有一种叫做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物质，它是构成基因的化学物质。关于后代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所有信息或原因能力都存在于基因上，后代特征的所有微细具体形态都由它产生。它的形状像扭曲的绳梯或螺旋状，所以也叫“双螺旋”。因此，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中，染色体存在于细胞核中。一条染色体中含有数百或数千个基因。正常人体的一个细胞中有23对或46条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

基因的成分就是上述的脱氧核糖核酸。每一个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就像有成千上万个阶梯的螺旋梯。每一个阶梯由四种碱基或核苷酸构成，这四种物质是：腺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鸟嘌呤。

这四种物质在脱氧核糖核酸中以遗传密码或排列编码的形式存在。这些物质的排列顺序是A、T、C、G，这被称为排列编码或密码。这些英文字母代表了这四种物质：A代表腺嘌呤，T代表胸腺嘧啶，C代表胞嘧啶，G代表鸟嘌呤。当它们以密码形式存在时，称为三联体密码或密码子，即每三种物质结合在一起，例如CAT。这被称为地球上所有动物和植物等生物的生命密码。正是因为这些物质的排列顺序不同，才产生了各种生物不同的身体。这就是所谓的“密码”和“排列编码”的含义。每个人的密码都以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性质存在。依靠遗传密码，可以知道个人的血统或种族来源，以及进行亲子鉴定等许多事情。

这些以密码或排列编码形式存在的物质生成蛋白质，进而逐渐形成人体，这被称为“编码翻译”。蛋白质是人体许多物质的构成基础，是人体细胞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人体由细胞构成，细胞由蛋白质构成，蛋白质由氨基酸构成。要知道，氨基酸有20种。

简单来说，这就是对“父母的精卵种子如何生成孩子的身体”这一过程的详细科学解释。未来的身体是否美丽、身材高矮、是否健康等，都取决于碱基序列的密码排列方式。因为解开这些密码后，它们会转化为构成人体的蛋白质。

这一遗传基因的理论，是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研究逐渐完善的。这一学科最早的奠基人是奥地利生物学家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JohannMendel），他也被称为“遗传学之父”。

1843年10月，他进入现捷克共和国布尔诺（Brno）市的一所修道院学习神学。1848年担任神父。之后去维也纳（Vienna）参加考试，但未通过，于是返回，通过种植豌豆进行研究。他从附近的农场收集了34种豌豆，首先种植了种子未混合的纯种豌豆，然后将豌豆种子进行杂交并进行实验观察。1857年，他杂交的豌豆首次开花。

他对豌豆进行了8年的实验研究。从1857年到1864年，他对约28000株豌豆、40000朵花、近40万颗种子进行了分类分析，并做了记录。他将近10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份44页的报告，在布尔诺自然科学学会的年会上，向一群农民、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进行了宣读。宣读完毕后，一位植物学教授站起来，却大谈特谈与此无关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孟德尔将报告复印后寄给了许多科学家。1866年，寄给了瑞士植物生理学家卡尔·冯·内格里（Carl von Nageli）。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植物学家，孟德尔对他能接受自己的观点寄予厚望。两个月后收到了回信，信中写道：“仅靠实验不能成为理由。”此后，他对孟德尔及其研究成果一直表现出轻视的态度，并不相信这位业余科学家。

从1866年到1900年间，孟德尔的这份报告在科学文献中被遗忘埋没。孟德尔也被任命为布尔诺市修道院的院长，由于事务日渐繁忙，再也没能从事任何植物研究工作。1884年，孟德尔去世了。当地报纸上刊登的讣告中，对他的研究只字未提，只是写道他性格温和、胸襟开阔、充满仁慈等，是个喜爱花卉的人。当时几乎没有人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赞赏和肯定，更不用提获得奖项和地位了。

1900年，荷兰著名著名的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在1878年时正好满30岁。那一年他去了英国拜访达尔文，虽然交谈时间很短，却改变了他的想法。返回首都阿姆斯特丹后，他放弃了先前的研究，想要寻找遗传的秘密，从而决定投入这项研究。1897年，他撰写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研究论文。1900年，一位朋友给他寄了一封信并附上一篇论文，信中写道：“听说你正在研究杂交，或许你会对这篇论文感兴趣。”德弗里斯看那篇论文，发现正是孟德尔1865年的论文。在此之前，他对这篇论文一无所知。他本满怀着极大的渴望，想把这些研究成果宣称是自己的科学新发现。然而，当他看到自己所谓的新发现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在这篇论文中被阐述过了，心里不禁产生了恐慌和焦虑。在那一年的3月份，他急忙把自己的植物杂交报告印刷发表，并刻意隐瞒了孟德尔的研究成果，闭口不提。

当时，另外两位植物学家各自的研究结果也与孟德尔的成果完全一致。据说他们原本也自以为是自己的新发现，但在看到孟德尔的论文后，既嫉妒又失落。

在1900年短短的时间内，三项实验结果都与孟德尔的成果不谋而合。雨果·德弗里斯在20年后成为了孟德尔的追随者；而另一位英国植物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则在短短一小时内就变成了孟德尔的信徒，并开始在各地宣传推广他的学说。

随后，英国科学家和探险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遗传学为基础对人类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旨在改良人种的“优生学”（Eugenics）。高尔顿的母亲和达尔文的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他和孟德尔是同时代的人。所谓优生学，就是以遗传学为基础，主张像拔除农田里的杂草一样，切断劣等人种的生育能力，不让其繁衍后代，而应当繁育优良人种的一种理念和行为。高尔顿认为，贵族的子女就是贵族，杰出人物的子女也是杰出的。这不仅仅是地位的世袭，而是由基因决定的。他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

在高尔顿去世一年后，即1912年，在英国召开了国际优生学大会，提出了在德国和美国实施所谓的“种族卫生”和“种族净化”行动的报告。随后，优生学在美国兴起。优生学的支持者们声称，应该从人类中挑选出最优良的血统进行繁衍，而劣等血统没有繁衍后代的资格，因为这会污染国家的基因库，所以必须进行净化。于是，他们将癫痫患者、罪犯、聋人、哑巴、智障、盲人、侏儒、精神病患者、骨骼畸形者等所有身心有缺陷的人集中起来，隔离在看守所。然后逐步对他们进行手术，切断其生育能力。

例如，在1920年春，有一位名叫艾梅特·阿德琳·巴克（Emmett Adaline Buck）的妇女，因患有癫痫和智力障碍，在街头被抓，关进弗吉尼亚州的隔离区，终生未被允许外出。

艾梅特的女儿凯莉·巴克（Carrie Buck）孤身一人被留在了外面。家里除了母女二人外没有其他人，由于极其贫困，只能靠慈善机构提供的救济金生活。1918年，12岁的女孩凯莉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且平时没有任何缺陷。在学校的成绩单上，写着她的外貌、品行和学习都非常出色。然而，在母亲艾梅特被关进隔离区后，这个女孩被寄养在另一个家庭。寄养家庭父母的侄子强奸了她，导致她怀孕。为了掩盖这桩丑闻，寄养家庭谎称她像她母亲一样有智力缺陷，将她交给了法官。法官是寄养父母的朋友，便依法判定她为智障，并将其关入隔离区。在关于她的报告上，虽然写着“该病人没有精神病迹象，会读写，能保持个人卫生”，但依然将她归为中度智障并予以关押。

凯莉生下的孩子薇薇安·伊莲（Vivian Elaine）也被寄养在另一个家庭。弗吉尼亚州隔离区的负责人、医生阿尔伯特·普里迪（Albert Priddy）权力极大，他参与了优生学强制绝育的政治运动，极其热衷于绝育计划，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份允许绝育的法律许可。普里迪心里盘算：如果艾梅特、凯莉和薇薇安这祖孙三代都有智障缺陷，就能证明这种缺陷是遗传的，从而可以获得绝育法律的许可。于是，他派了一名红十字会的社工去检查当时仅8个月大的婴儿薇薇安。1925年11月，法庭裁定母亲、女儿和孙女三代人都有心理缺陷，其证据仅仅是：小女孩喜欢别人递给她的写有字的纸条，以及小婴儿平时爱哭。仅凭这些理由就断定她们有心理缺陷。既然三代人都有心理缺陷，就证明这是由遗传导致的，因此允许绝育的法律获得了通过。1927年10月，对凯莉实施了绝育手术。在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遗传规律62年后，这门科学竟然落入政客之手，成为了控制社会人口的工具。

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国家出资聘请教授传授所谓的“种族卫生”或“种族生物学”知识，以控制、绝育或根除有遗传缺陷的人。他们教授所谓的“种族科学”，并发起了“种族清洗”和“基因净化”运动。1935年，德国国家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想要将净化基因库或种族清洗的工作，从最初的绝育升级到最终的安乐死，但他对德国民众的反应有所顾忌。然而，由于德国民众对绝育计划的反应非常平淡，纳粹党（Nazi Party）胆量大增，便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安乐死计划。

从1933年到1943年间，根据绝育法，有40万人被强制进行了绝育手术。1941年，屠杀了25万名男女老少。更为骇人听闻的是，他们声称犹太人（Jewish）和吉普赛人（Gypsies）的基因中携带着先天性疾病，这种有缺陷的染色体会代代相传，因此必须予以彻底清除。于是，他们屠杀了600万犹太人、20万吉普赛人以及许多其他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所谓的种族卫生、种族科学和种族生物学，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并在1945年以失败告终。

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通过推断知道了基因的存在，但仍然不知道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它存在于哪里等。然而，随着前后许多生物化学家的研究，对细胞结构等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其中，瑞士的生物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米歇尔（Friedrich Miescher）从人体脓液的白细胞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分子，那就是被称为“核酸”的物质，即构成基因的物质。

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艾弗里（Oswald Avery）发现，脱氧核糖核酸这种物质正是携带遗传信息或具有繁衍后代能力的实际物质。当时一些科学家试图否定基因是由脱氧核糖核酸构成的观点，但艾弗里的证据是不容忽视的。1944年，艾弗里发表了关于基因的报告，虽然他三次被列入诺贝尔奖候选人名单，但都未能获奖。据说原因在于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瑞典化学家埃纳尔·哈马斯滕（Einar Hammarsten）不相信脱氧核糖核酸能携带遗传信息。

此后，人们新发现了基因的形状被称为“双螺旋”，就像盘旋的绳梯，以及构成其阶梯的碱基结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女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这四位科学家进行了研究。其中，克里克和沃森构建了基因的模型；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拍摄了基因的照片。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女性物理化学家富兰克林在X射线下拍摄了一张非常高质量的基因照片，这张照片被称为“51号照片”。威尔金斯把这张照片拿给沃森看。沃森从伦敦回到剑桥大学（Cambridge），与克里克一起成功构建了基因模型。1953年4月，沃森和克里克撰写了《核酸分子的结构》即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的论文，并与富兰克林的文章一起发表。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因这一发现被授予诺贝尔奖。而富兰克林于1958年去世，年仅37岁，因为她当时已不在人世，所以未能列入获奖者名单。

以上作为延伸话题，简要叙述了遗传学的发展史。

这里需要特别明白的是：这一科学发现仅仅细致入微地解释了从父母种子孕育出胎儿身体的过程，但对于心识的产生方式，这些发现既不能否定也无法证明。因为在任何化学分子中，连一丝一毫产生心识的物质痕迹都找不到，而且科学家们也不认为精卵种子本身具有心识。因此，认为“这些物质在母胎中逐渐形成胎儿的大脑，然后才从中产生心识”仅仅是一种假说，正如前文所述，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因此，正如遗传基因中包含了各种关于物质身体的信息或孕育后代的能力一样，在心识方面也与之相似，阿赖耶识上也蕴含着各种关于生命的信息，或孕育后世生命的善恶种子的能力。就像物质性的植物有着各种各样传播种子的方式，例如蒲公英和棉花等植物的种子，被风吹到空中带向远方繁衍后代；椰子和睡莲等植物的种子，被水冲到其他地方繁衍；花粉等附着在动物身上，由动物带其他地方繁衍；樱桃和橡子等，被鸟类吃掉后，排泄到其他地方繁衍，等等。心识的流转也是同样的道理，带有各种生命信息的阿赖耶识种子，被善恶业的抛掷力和意生身带到其他地方，与能构成后世身体的父精母血（白红二界）结合，从而延续身心结合的个体生命相续。这一过程与生物繁衍后代的方式极其吻合，是一个丝毫没有违背自然规律的生命过程。仅仅因为现在的科学还未了解它，就断言它不存在，除了暴露出极度的傲慢和狭隘的固执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1]即著名的银泉猴。

[2]“具身大脑”是指认为所有感知都与特定的身体相关联，或者是基于身体而产生的。

 

三、结语

像这样，西方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与意识之间存在联系，从某种角度看，是符合佛教经义的。因为佛经中也说过，眼识、耳识等感官意识体验外境所依赖的脉，就在大脑中。例如，《八大法行密集续》中说：“阿瓦杜帝诸根显现脉，五百微细分支作集散。大脑阿瓦杜帝之脉中，内外缘起九十能诠脉，诸根运行之脉亦复然。”也就是说，眼、耳、鼻、舌等诸根行于对境或显现对境，即眼睛看到颜色形状、耳朵听到声音等体验对境的脉，连同其五百条细小分支，都存在于大脑之中。同样，在藏医《四部医典》的《论说医典》中也说道：“诸根行境显现脉，存于脑中五百绕。”《甘露宝生庄严续》中也说：“心之精华即大脑。”这说明不仅是感官知觉，就连心识本身也与大脑有着特殊的联系。

这正是前文提到的加拿大神经外科专家彭菲尔德博士通过刺激大脑区域，从而确定眼等感官运作的神经区域。这一点，早在佛教密续和藏医学中就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

认为“以大脑作为近取因（主要原因）从而新产生了意识流”的观点，从总体上看，与近3000年前印度顺世外道的观点如出一辙。所谓“除了大脑的活动之外没有别的心识”的说法，是早期科学家的观点，现在主流科学家也持这种看法。实际上，这只是在顺世外道观点的基础上，在细节和表述形式上做了些许改变而已。

然而，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已经超越了这一观点，他们不但认识到意识并不仅仅是大脑的活动，而且还发现意识能够反过来控制大脑。这在唯物主义对意识的认知方面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不过，要让他们接受“意识完全不需要物质基础，而是源于前一刹那的同类意识”，并由此证明前世存在，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还做不到，看来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现在证明这些是客观事实的证据，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了解这些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广，因此，关注意识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而那些声称“意识只是大脑活动，不值得研究”的论调，其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弱。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说：“意识最近似乎成了一个每个人都想探讨的话题。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一本声称已经‘完全破解了意识之谜’的专著。但遗憾的是，许多人写的那些臆测性著作，反而让意识本身变成了一个更加难以理解的谜团。”

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Kuhn）问：“意识为什么突然成了一个如此热门的话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智哲学博士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回答说：“意识现在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是因为我们终于能够克服那种认为‘关于意识的争论没有任何结果’的愚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又问：“我们还没能消除所有关于意识的偏见，因为仍有极多的科学家认为研究意识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约翰·塞尔回答说：“的确如此，但现在这些科学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统治地位了。”

同样，大卫·查默斯（David J. Chalmers）博士也说：“现在许多科学家也愿意认真地对待心理体验的素材了，这就像法律案件中的证据一样。通过电子仪器扫描大脑并记录下来的是素材，同样，内在的心理体验也是素材。许多科学家正准备承认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意识的认识也会越来越完善。总有一天，通过正确地面对这一问题，必定能得出符合真理的良好结果，这绝非是没有希望的。

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对于科学家通过研究得出并经正确逻辑证实的客观真理，是绝对不可能不承认的。正如导师佛陀亲自在《大般涅槃经》中所说：“善男子，我不与世诤。何以故？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这是从古至今佛教论师们始终坚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此，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其他任何学科，只要是经正确逻辑证实的事实，佛教永远都会接受。

此文写于水虎年（2022年）初秋。此时蓉城（成都）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实施了封控，任何人都不准踏出家门。昔日如同蚁巢敞开般熙熙攘攘的各大十字路口，如今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在整座城市仿佛陷入沉睡之际，名为慈诚罗珠者于该地撰写。

2026年3月25日译竟于成都

顶礼上师与怙主文殊师利菩萨！

关于西方学者对心与脑之间关系的观察分析及确立的观点，简要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略说、广说、结语。

 

一、略说

这部分包含初、中、后三个阶段。

1.早期阶段

首先，总体而言，在这个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人们很早就开始研究人类大脑的功能，并揭示了许多秘密。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古埃及和古希腊时代，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心脏是意识和智慧的居所，但是，在公元前535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医学家阿尔克迈翁（Alcmaeon），被誉为“现代经验心理学之父”。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通过解剖尸体，发现了神经、连接耳与口的管子（咽鼓管）、动脉与静脉的区别等，并提出“意识经验产生于大脑”的观点。

此后，公元前460年出生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获得了“医学之父”的美誉，他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他说：“依我看，大脑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眼、耳、舌、手、脚都要听命于大脑。”他还认为，大脑承担着理解意义和进行解释的责任。

然而，这一观点并未被公元前384年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接受，因此没能广泛传播。亚里士多德摒弃了上述“意识位于大脑”的观点，再次主张“意识位于心脏”。他认为大脑只有让血液冷却的功能，而意识的处所是心脏。于是，观点又回归到了古代的主流认知上。（Galen）反驳了“意识位于心脏”的说法，重申意识位于大脑。到了16世纪，维萨里（Vesalius）也提出大脑及其内部的浆液状物质是意识的处所。

他们之所以认为大脑是意识的处所，理由是观察到当大脑受损时，心理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出现失忆等现象。

2.中期阶段

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Descartes）出现了。他被誉为现代哲学的开创者，是一位极其伟大且功勋卓著的哲学家。他创立了“怀疑论”，主张对所有的道理、观点和说法都应持有怀疑态度。无论是感官所见的世界，还是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甚至连自己的身体是否真实存在，都可以怀疑。但是，有一件事是无法怀疑的，那就是“自己正在真实怀疑这个”。

他创立了“二元论”，认为心和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实体，人类的大脑和身体就像是机器的装置。他在1664年的著作《论人》（Traite de l'homme）的一幅插图中描绘道：当人的脚碰到火时，热的信号通过感觉神经传到大脑，大脑再发出信号传回脚部的肌肉，从而使脚立即从火边缩回。据说这是最早展示神经反射关系的图示。

他对意识做了与物质相反的解释：意识没有处所的阻碍，无法扩展广度（无体积），无法被切割成片段，具有思维和理解力，具有自我认知的特性。他认为，非物质的人类意识，依靠意愿的力量，驱动着物质属性的身体进行运动。这一学派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现在，人们仍认为在意识与身体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似乎成了西方科学思想的一个基础。

然而，这种“二元论”观点即便在笛卡尔活着的时候，也没能成为西方的主流观点。17世纪神经科学兴起，以此为依托，法国医生拉美特利（Julian Offray de la Mettrie）等人提出了“人是机器”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意识和大脑不过是同一个客观物质的两个面而已，人类头颅内那三磅重的豆腐脑状的细胞物质，就是意识，或者说它能决定所有的心理体验。他写了《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一书，于1747年出版，主张人类的本质只是一台机器。此后，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多，这一说法便成了西方科学家的主流观点。

3.后期阶段

最后，现代生物学兴起。19世纪，被誉为“现代生物学之父”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现。由于他宣扬唯物主义的生物学，对所有的科学家和许多哲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现在的这种观点：除了大脑的活动之外，根本没有所谓的“意识”存在。

 

二、广说

广说分为两部分：一是阐述现代生物学的观点，二是对此进行理性分析。

（一）阐述现代生物学的观点

这又分为三类：与佛教完全不符的“功能唯物主义”（Functionalism）观点、部分相符的“突现唯物主义”（Emergent Materialism）观点、大部分相符的“二元交互主义”（Dualistic Interactionism）观点。

1.与佛教完全不符的“功能唯物主义”观点

这一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所谓的“心”，只是大脑的一种状态，仅仅是由于大脑的物理活动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他们认为，不仅是神经活动产生了意识现象，而且神经活动本身就是意识现象。简而言之，真正存在的只是物质性的大脑内部的化学反应或大脑的活动，根本没有一个叫作“意识”的能发挥作用的东西。例如，英国神经科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就曾说：人类的感受、记忆、专注、意愿等所有重要的心理内容，都应该用化学反应来替代。

他们还说：如果能全方位地了解大脑的情况，那时就等于知晓了所有必要的知识。一旦明白了大脑是如何构建“心理真实”的，这就证明了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不仅如此，这一切都是早已被决定好的。这一派也被称为“决定论”、“还原论”或“简化主义”。

所谓“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从微观层面的大脑神经基础这一“因”，产生了宏观层面的意识现象这一“果”。

所谓“决定论”，是指所有的取舍抉择，早就在大脑内部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定律中被预先决定了，这将在下文详述。

所谓“还原论”和“简化主义”是一个意思，即认为任何复杂的系统、行为、现象等，都可以拆解为各个部分来理解和解释。就像把瓶子打碎成微尘，或者把瓶子还原回其本质，说成只是微尘的聚合；将复杂的事物尽可能地简化来理解，比如把意识的本质理解为仅仅是大脑的化学反应。

这就是当今西方主流科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

2.部分与佛教相符的“突现唯物主义”观点

虽然意识是依赖大脑而新生或被大脑产生的，但它不能基于大脑活动来推测，也不能仅仅将其简化为大脑活动，而且意识反过来也能控制大脑。因此他们主张，意识的特性无法单凭大脑的物理活动来完全解释。

诺贝尔奖得主、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在1970年曾说：“这里所说的心智力量，并不是显示存在任何独立于大脑组织之外、非物质性的、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与大脑的结构及其功能密不可分的。”早在1965年，斯佩里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就像分子、细胞和神经冲动一样，心智层面的思考和意念也能产生结果。”前一段引文承认了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而后一段则确认了意识是一个能起作用的实体。

美国脑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Gazzaniga）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被誉为“认知神经科学之父”。他以及许多现代科学家都接受这一观点。加扎尼加在《谁说了算？》（Who's in Charge?）一书中提到：“大脑的物理变化通过某种方式产生的意识，反过来又会对大脑进行控制。举个例子，就像人们建立了政府并制定了治理的法规，最终这些法规反过来约束了人们一样，‘突现’出的心智也会控制我们的大脑。又好比车辆形成了交通流，而交通流最终又限制了车辆的行驶一样，意识不也正是这样控制着产生它的大脑吗？”

他还谈到：“‘决定论’是一个哲学概念。决定论者认为，现在和未来事物如何发展，是早已注定的。所有的事件、活动、人类认知、决策以及行为等，都是基于因果关系，受先前的事件和自然规律的支配而既定的。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大脑产生心智，而大脑是具有物理属性的实体物质。第二，物质世界是既定的（被决定的），因此我们的大脑也是既定的。第三，如果我们的大脑是既定的，且大脑又是心智产生和存在所必需的、完备的器官，那么我们除了相信由心智产生的思维或思想也是既定的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第四，基于上述理由，自由意志只是一种错觉，我们认为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观点必须重写。所谓‘自由意志’的概念根本没有实质意义。这个概念是在我们还没了解大脑如何运作之前产生的认知。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抛弃这种想法。”

加扎尼加对上述“决定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对于第一点，神经科学家们并没有异议，即大脑确实是通过某种我们尚不了解的方式产生了心智，且大脑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实体。然而，第二种观点并不严谨，也是容易受到抨击的。因为许多物理学家并不承认现实世界是既定且可预测的。在复杂系统中，由于非线性数学原理的存在，我们无法精准预测未来的状态。既然如此，所谓“我们的思想是既定的”这个第三种观点的立足点也就非常不稳固了。

他说：“如果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必须遵循事先确定好的必然规律，那么个人就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算甜食吃多了会死，也不必负责，大可以继续吃巧克力和蛋糕，这也早在20亿年前就注定了。所以考试作弊也没办法，因为是早就注定且无法控制的；因为跟丈夫关系不好就毒死他，也可以说‘这是世界必然规律让我这么做的’。这就是由牛顿（Newton）的世界决定论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我把这种观点称为‘绝望的视角’，但许多科学家和所有决定论者却认为事物的真相就是如此。”

加扎尼加在《双脑记：从事神经科学的一生》（Tal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Brain: A Life in Neuroscience）中又提到：“‘简化主义’是一种哲学立场。它认为复杂系统只是其内部各部分的聚合，因此通过研究各部分可以推断整体的本质，通过研究整体也能说明各部分。……在神经科学中，这种说法是‘A造就B，B造就C’，建立了一个优美完善的线性世界观。如果想要了解大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他们的想法是，关于大脑的一切意义和大脑产生的一切意义，最终都可以通过研究基础神经元的电子活动来理解。从认知开始，到行为、系统，再从细胞到分子，就像剥橘子皮一样，深入科学逻辑也能看到种子。然后，就像那颗种子最终长成大树并结出橘子一样，我们再重新构建大脑，从电子到分子，再从那里到认知层面。我就是抱着这种观点长大的，曾经在很多方面对此深信不疑。虽然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相信，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拉扯着我，大声疾呼：这绝不可能！”

如果要详细描述“突现唯物论”者是如何驳斥“功能唯物论”的观点的，从这段历史中可以顺带了解一些重要内容，所以在此说明：

主流科学家们说意识只是大脑活动，成年人的大脑无法通过改造而改变。1913年，西班牙著名的神经解剖学家拉蒙·伊·卡哈尔（Ramón y Cajal）在论文《神经系统的退化与再生》（Degener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中总结道：成年人大脑的神经通路是固定不变的，神经可能会死亡，但不可能再生。

这一观点对神经科学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到1950年，这一主张成为主流科学界公认的观点，所有人都遵循它。

60年代，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科学家休伯尔（David Hubel）和威塞尔（Torsten Wiesel）两人对幼猫的视觉系统进行了研究，确定猫的视觉大脑皮层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被改造。这项研究在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基于这一成果，人们认为一旦过了生命早期的关键阶段，大脑就不再会随经验发生显著改变，已经成熟的大脑皮层是固定不变的，这成为了一个基本原则。从那时起，这一原则成为了神经科学家们不可动摇的信念。

神经科学家在人类大脑皮层上清楚地识别出了控制眼、耳、鼻、舌等各个感官的区域。最早识别这些的是加拿大神经外科专家彭菲尔德（WilderPenfield）。他在20世纪中期有了新发现：对实验参与者身体部位进行局部麻醉后对大脑进行手术，用细小的电极对暴露的大脑表面进行无痛电刺激，让实验参与者说出感受到了什么。

实验参与者说彭菲尔德触碰了自己的眼睛、嘴唇、手指、脚等部位的感觉。然而，彭菲尔德触碰的对象是大脑区域，根本没有接触眼睛等部位。实验参与者的那些身体部位产生了如同被外部物体触碰一样的感觉。

通过仔细观察这些被刺激的区域，将它们确定为产生眼部等感觉的区域。同样，也识别出了控制身体各部分肌肉自主运动的运动皮层。然而，他并不持功能唯物论认为的“大脑这些区域就是意识”的观点，而且据说他还是一个承认有来世的人。

1912年，谢灵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等人对猴子的大脑进行研究，找到了大脑可以改变或具有可塑性的证据。谢灵顿继续研究，并在1917年发表了成果。随后一些其他科学家也进行了研究，找到了各种证据。然而，这些证据未能对主流科学界的观点产生任何影响。之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一些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了证据并进行了报告，但也没有引起关注。

1968年，美国脑神经科学家莫泽尼奇（Merzenich）对猴子进行了研究，特意切断了猴子手的一侧神经进行测试。原本如果神经被切断，控制该神经的大脑皮层区域的功能应该停止，因为控制对象的神经已经损坏，两者无法相互作用。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脑皮层的那个区域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被发现开始控制手的另一侧。当触碰手的另一侧未被切断的神经时，发现原先在神经未切断时控制那侧神经的大脑区域，现在控制着手的另一侧。这清楚地表明，“大脑皮层的一个区域只控制手等的一个固定部位”并非绝对不变。这被称为“大脑重组”和“大脑可塑性”。这项研究充分证明了成年猴子的大脑具有可塑性。

1972年，当这项实验结果发布后，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抱着“大概不可能”甚至“绝对不可能”的态度。莫泽尼奇说：“每当我们讲述实验结果时，人们总是充满了愤怒和反对的想法。”这是因为“大脑皮层不可改变”这一观念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人们还对实验结果进行冷嘲热讽，即便证据摆在眼前，依然没人相信。

之后在80年代，他与其他科学家合作继续研究。1988年，他们报告了研究成果，宣布：“我们发现了前人未曾认知的、大脑具有变化的特性。”然而，主流科学家仍不愿放弃原有观点。反对者辩称：“发生重组的区域太小了，不值一提。”

之后，1991年，神经科学家米什金（Mortimer Mishkin）和庞斯（Tim Pons）两人对某些猴子[1]的大脑进行了研究。由于在这些猴子身上发现大脑皮层重组的范围巨大，这项研究成果终于让神经科学家们哑口无言，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之后，神经科学专家拉马钱德兰（V.S.Ramachandran）对人类进行了研究，并在1993年的科学会议上报告了成果。看到无论做多少这样的报告，主流科学家都不改变观点，乔恩·卡斯（Jon Kaas）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为了反驳主流科学家的根本论证，对猫的眼睛进行了研究，发现成年猫的大脑皮层也有重组和可塑性。

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学科学家休伯尔和威塞尔两人对猫眼进行的研究，确定成年动物的大脑皮层没有可塑性，这一结论后来被主流科学家作为论据，但如今发现大脑皮层也有可塑性，其根本论据便不攻自破了。此外，基于这一原理对许多中风患者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至此，所有神经科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一新发现，坚守了近百年的主流科学观点土崩瓦解。1913年拉蒙·伊·卡哈尔所下的结论也被证实是错误的。追随他的主流神经科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了错误，不得不完全放弃那种观点。

主流神经科学家们近百年来表现出的自以为是、僵化固执、心胸狭隘、墨守成规、无视证据、嘲讽异见等行为，都被认为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脑神经科学发生了巨大变革和进步，美国将20世纪90年代命名为“脑的十年”。就这样，改变主流科学家的旧观念竟然耗费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此后，更令人惊奇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仅通过身体肢体和器官的运动能够改变大脑皮层，仅仅通过心理冥想或意念也能改变大脑皮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心理分析训练中心的教师、研究员兼心理医生诺曼·道伊奇（Norman Doidge）说：“哈佛大学医学院磁电刺激大脑实验室主任阿尔瓦罗·帕斯库尔-莱昂内（Alvaro Pascual-Leone）的实验室向我们展示了，可以通过心的专注改变大脑的生理结构。”

“帕斯夸尔-莱昂内将从未弹过钢琴的人分成两组，让两组都学习一段练习曲的弹奏方法，教他们手指的运动方法，并让他们聆听自己弹奏的声音。

第一组是心理训练组：他们坐在钢琴前，想象自己正在弹奏钢琴，同时也想象听到了自己弹奏的音乐声，每天两小时，一周五天来实验室想象弹奏。第二组的人实际练习弹奏钢琴，他们也是每天两小时，一周五天来实验室弹奏。两组人每天在实验前后都要接受大脑扫描。

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心理训练组在大脑活动系统的生理上也产生了变化，与实际弹奏钢琴的人看起来一样。”

“根据神经科学家的观点，想象做某种身体姿势与实际做之间没有太大区别。人们闭上眼睛在心里想某个物体，例如想字母A，视觉皮层区域就会发光，看起来就像实际看字母A一样。”

“还有一个非常令人难以置信、来自简单实验的发现：杨光跃（Guang Yue）博士和凯利·科尔（Kelly Cole）的实验表明，如果一个人想象使用自己身体的肌肉，肌肉的强度就会增加。

这个实验对比了两组人：一组实际做运动，另一组想象做运动，两组都训练手指肌肉，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共训练四周。实际运动组每天做15次强力伸缩，每次间隔休息20秒，想象组也完全照此进行想象，同时想象一个声音说：‘用力！再用力！再用力！’

实验结果：实际运动组的肌肉强度提高了30%，想象组的肌肉强度提高了22%。”

由此可见，仅仅通过内心的意念或冥想，就能够刺激大脑活动路径，进而发现这能导致大脑等发生变化。

同样，我们也发现香味或臭味等也会因心理作用而发生变化。加扎尼加在《双脑记：从事神经科学的一生》中提到：许多年前，位于托莱多（Toledo）的俄亥俄州（Ohio）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马克·雷波特（Mark Rayport）进行的研究有一个惊人的结果。他在给一位意识清醒的患者进行开颅手术时，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电轻微刺激控制大脑嗅觉的区域——嗅球进行测试。

根据雷波特的描述：他首先与患者聊一些令人愉快的话题，讨论即将到来的春季周末。他一边与患者轻松交谈，一边用电流刺激患者的大脑，患者突然中断谈话说：“谁带着玫瑰花进来了？……”

然后稍后与患者讨论令人不快的话题，并以与之前相同的强度用电流刺激大脑的同一位置，患者又突然中断谈话问道：“谁带着臭鸡蛋进来了？”

他认为：“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虽然一切都发生在大脑内部，但心理活动过程控制着大脑的活动过程，因此‘自上而下’性质的心理活动过程向‘自下而上’性质的物质身体活动过程发送信号，即意识向大脑提供素材和信息，并对大脑产生影响。

简单地说，这种意识形态虽然产生自物质身体的大脑，但它也有自己的领域，反过来能够影响产生自己的物质身体形态。其意思是，当用电刺激大脑时，由于心理的愉快或不愉快，产生了香味或臭味的感知体验。”

此外，“功能唯物论”者认为“自由意志”——即人类可以自由地想要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意愿，只是一种错觉，实际上一切早已由大脑决定了。这种观点也被科学实验推翻了。

1964年，德国神经生理学科学家汉斯·科恩胡贝尔（Hans Kornhuber）和吕德尔·迪克（Lüder Deecke）两人基于脑电图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人们的意识活动开始之前，大脑皮层的电活动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观察手脚运动与大脑活动的关系时，他们发现在手脚运动之前的0.4到4秒之间出现了一个脑电波。他们将其命名为“预备电位”，两人认为这个脑电波与运动的准备有关。但他们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在那里停留了近20年。

之后，美国心理学教授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让一些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让他们自愿活动手腕，通过安装在头皮上的设备监测当时的预备电位。结果发现，在身体肌肉开始运动之前550毫秒时出现了预备电位。

然而，并非所有预备电位之后都一定会有肌肉运动，有些预备电位之后并不会发生肌肉运动。

那么，想要移动某个肢体的意识是何时产生的呢？按照传统思路，应该是移动肢体的意愿促使肢体运动。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意愿应该在预备电位之前出现，或者至少同时出现。否则，在意愿还没发挥作用之前，神经基础的行为已经完成，两者就不能构成因果关系。

利贝特为了确定肢体运动意愿最初出现的时间进行了研究：让志愿者看肢体运动意愿最初产生时，时钟的秒针指到了哪里。由于测试时间非常短，普通时钟无法测量，所以让他们看一个特制的时钟。他对5名志愿者进行测试，志愿者们在感受到运动意愿产生的瞬间轻微活动手腕，并确定时钟秒针所在的位置。这样进行了40多次测试。

之后许多科学家也进行了测试，发现预备电位仍然在肌肉运动开始前550毫秒时出现。根据这种情况，似乎不存在所谓的“自由意志”，因为大脑皮层的活动先发生，志愿者随后才产生了想要运动的意愿。

然而，利贝特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出现意愿的意识与肌肉运动之间有150毫秒的时间差，在这段时间内，很可能存在具有意识的大脑活动，他在1998年这样说。

1983年公布的实验结果清楚显示：在预备电位明显出现之后，志愿者仍然可以决定不执行大脑已经准备好的运动行为。

由此看来，虽然促使运动的大脑物理活动是“非意识”的，但依靠自由意志可以控制其结果。因此，即使大脑已经准备好了运动，我们也可以选择阻止它，不让动作发生。后来的其他科学家研究发现，预备电位在脚部运动之前2秒多的时候就出现了，这说明自由意志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阻止该行为。

加州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杰弗里·M·施瓦茨（Jeffrey M. Schwartz）在《心智与大脑》（The Mind and the Brain）一书中说：“利贝特的研究表明，自由意志的功能不是促使行为发生，而是作为决定者去允许行为发生或阻止它。当人们的大脑中不断涌现出各种‘非意识’的行为冲动时，自由意志就像各种想法的守门人，决定其中哪些可以成为实际行为，哪些不可以。”

“利贝特在2000年说：大脑中的意愿在最初产生时是‘非意识’的。因此，一个人仅仅因为产生了反社会的冲动或念头，不能确定他有罪。但是人有能力控制自己可能发生的行为，所以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还说：“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我认为自由意志论比决定论更符合真正的科学陈述。”

2001年，利贝特在85岁时说：“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物质法则无法控制的自由意志和心智的安住之处。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似乎回避和不讨论这个问题。”“即使退一步说，假设在人们实际体验到明显的意识活动之前，大脑中确实先有了某种活动，单凭这一点也无法断定一切事物都是由大脑来决定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种大脑的活动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而且，还存在着人们无法直接体验到的微细的意识波动，犹如潜藏在水底的游鱼一般；此外，正如磁石能使铁块移动一样，在意识向对境运动之前，就已经先有了促使意识运动的‘思心所’。”

杰弗里·施瓦茨教授说：“这种关于意志力的解释，与佛教和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哲学非常吻合。”

综上所述，请仔细审视这段完整的历史过程：从神经科学家通过研究大脑认为大脑不可改变，到最终发现它是可塑的。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就能清楚地明白这些逻辑是否真的成立：凡是真理都必然被科学家所知吗？凡是证据都必然被科学家接受吗？凡是科学家不承许的就必然不是真理吗？

关于意愿或意念的力量，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发现：仅靠心念的努力就能操控计算机。

正如杰弗里·M·施瓦茨教授所说：“90年代末，一种特殊疾病患者的实验结果为‘意愿的真实存在及其影响力’提供了惊人的证据。

这种疾病叫做‘闭锁综合征’，患这种病的人全身完全瘫痪，无法做任何自主运动——不能移动手指、转动头部、说话、微笑等。由于眼睛周围的肌肉没有损伤，有时患者可以通过眼神与他人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但除此之外，身体的其他肌肉完全不听指挥。

这是因为该疾病完全阻断了大脑自主运动指令的传导路径。然而，由于心理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意识依然清醒。科学家们苦思冥想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答案。

后来，有些人开始研究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试图探究患者能否绕过身体肌肉，直接靠大脑控制，通过计算机与他人建立沟通。

1997年，一位名叫约翰尼·雷（Johnny Ray）的美国人因大脑中风后，陷入瘫痪状态，大脑和身体无法连接。然而，他的心理判断能力、认知、喜怒等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虽然运动信号本该通过脑干，但那里的神经传导路径功能受损，就像被狂风席卷后的电力设施一样，因此，他再也无法动弹和说话。

1998年3月，经过长达12小时的脑部手术，医生将一个电极植入了约翰尼·雷大脑中控制左手的皮层区域。这个装在玻璃管中的电极具有刺激物质生长的能力，使患者大脑的功能性细胞长入管内。当电信号经过大脑皮层控制左手的区域时，会刺激电极内的一根细金丝。这根金丝会对信号进行放大，并将其传输到约翰尼枕边的接收器，进而输入计算机。

当约翰尼·雷想要移动左手时，大脑皮层就会发出一个动作电位。通过改变信号频率，就能控制计算机光标移动到不同位置，比如拼出‘帮助’‘疼痛’等词语。

他注视着计算机屏幕，全神贯注地想着移动左手，靠意念让光标动了起来。随后他经过训练，能在屏幕上逐个选择字母，慢慢拼写出来。几个月后，他每分钟能拼出三个字母。

后来，他省去了一个中间环节，不再想着移动左手，而是直接想着移动光标，结果光标真的动了。他仅靠心念就控制了光标。这一极具难度的操作，有力地证明了意愿力量的真实存在。”

这一类研究，通过科学实验驳斥了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即认为“意识只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并不具备产生结果或进行运作的能力”。

借此，突现唯物主义者反驳了功能唯物主义者，这是唯物主义内部的一场辩驳。

相比功能唯物主义，突现唯物主义更接近真相一些，因为他们认为意识不仅真实存在，还能控制大脑。在承认“意识真实存在且能对物质起作用”这一点上，他们与佛教的观点相似；但因为他们认为“意识是由大脑新产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仍未脱离唯物主义的范畴。

尽管主流科学家仍固执地坚持“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大脑”，但既然这些现象明显是靠心念专注、意愿转变而产生的，那么这种固执看来也无济于事了。

3.大部分与佛教相符的“二元交互主义”观点

这一学派认为：意识和心的其他特性可以独立于大脑而产生，心理形态能够改变大脑形态，心的本质根本无法简化为大脑活动。虽然意识的外在形式似乎依赖于大脑，但大脑的物质属性无法对意识做出完整的解释。因为他们认为，意识等所有属于“心”范畴的，在本质上与大脑等物质种类不同。

持有这一观点的，是世界最著名的神经科学家、研究并确定大脑不同区域如何控制眼睛等感官的科学家彭菲尔德。经过长期研究后，他说：“与大脑相关的解释，在本质上并不周延（无法涵盖所有情况）。”他还说：“虽然我们有新技术，但仍无法证明那些意识能完成的事情，仅仅靠大脑就能独立完成。”

不仅如此，似乎他还主张在大脑没有活动的时候，也存在意识的感知。加拿大哲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博士格奥尔格·诺尔霍夫（Georg Northoff）在《关注大脑：哲学与神经科学指南》（Minding the Brain: A Guide to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中提到：“彭菲尔德持‘脑心二元论’的观点，其理由是：他基于自己研究的数据认为意识持续存在——即使在大脑受到电极刺激或因损伤而暂时处于平缓或静默状态时，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当大脑的神经活动被电极刺激抑制而变得沉寂时，我们依然拥有意识，甚至还拥有感知。因此，他认为，我们可以说存在‘无大脑时的意识’。”

1947年，被誉为“现代神经生理学之父”、因研究神经功能和突触传导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谢灵顿，也是一位“脑心二元论”者。他说：仅靠大脑的活动，根本无法解释所有的心理现象。

196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John Eccles），同样主张大脑与意识是两回事（二元论）。他认为：“人拥有独立于大脑之外的意识，大脑只是意识的物质工具。我们可以推知人体内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我’，当物质的大脑死亡后，这个‘我’依然活着。”

他在临终前不久曾说：“二元交互论从根本上认为心和大脑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真实实体，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依靠量子物理学来进行的。”

此外，这些持有二元交互论观点的人，似乎也承认来世。美国加州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杰弗里·M·施瓦茨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喜欢谈论来世。埃克尔斯和彭菲尔德都公开讲述过前世今生的理论，他们根本不接受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心具有非物质的基础。”

所谓“心具有非物质的基础”，是指心并非产生于物质性质的大脑，而是产生于前一刹那明觉的心。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声称：“这些神经科学家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关于大脑认知功能的科学实证知识。”然而，在认知科学中，支持“脑心同质论”（一元论）的证据其实更少。

德国神经科学家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也说：“意识的构成要素超出了还原论式的神经生物学解释范畴。”

此外，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承认，他们对这种还原唯物主义的形式感到怀疑。正如神经科学家罗斯所言：“大脑与心的关系似乎是一种难以厘清的模糊状态。”大家对此表示认同。因为当面对意识、生命等深奥问题时，谁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论。

以上只是粗略讲述了西方神经科学家们的观点。如果细分，还有极多细微的观点。其中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意识与大脑是一体的；即使不是一体，也是从大脑新生出来的。

（二）对此进行理性分析

分为五部分：1.指出对方论证的错误；2.断除对此的争论；3.解释产生错误论证的原因；4.列出附带的参考资料；5.引申分析投生方式。

1.指出对方论证的错误

分为两部分：说明论证不成立（因不成）、说明论证不确定（因不定）。

1）论证不成立

现在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上面所说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主张。

无论是上述的唯物主义者，还是其他各种细分的唯物主义流派，不管他们是哪一种，其根本主张都是：意识最初是从大脑新生出来的。

支持这一主张的根本理由或证据有两点：一是看到大脑与意识之间存在关联；二是在大脑内部没有看到意识。

那么，这两个证据能否证明他们的主张呢？

如果站在公正的立场用逻辑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证据有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足以破坏其根本主张的成立：论据不成立；论据不确定。

这两个错误能够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提出的论据完全没有能力证明自己的主张，纯粹是似是而非的理由。

这如何证明呢？

如果说“意识是从大脑产生的”，那么这个证据就犯了根本不成立的错误。

一般来说，要证明某个果从某个因产生，就像证明烟从火产生一样，必须知道该“果”确实从该“因”产生。如果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就无法断言“那是它的果”。

要决定性地知道这一点，必须知道该果不是原先就存在于那里，也不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即使知道火和烟两种物质同时存在，也无法知道烟是从火产生的。这些是证明任何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必须具备的最低条件。

然而，在证明意识与大脑的因果关系时，这些条件一个也不具备：

1.意识从大脑产生，任何科学实验都没有看到，任何哲学逻辑也没有证明。

2.在大脑形成的时候，根本没有证据能否定“意识原先就存在于那里”或“从其他地方来”的可能性。因为意识的本质，根本无法成为当前任何科学实验的对象。

其理由是：科学发现的任何证据，首先都需要进行测量。测量需要被测对象具有可测量性，例如速度和重量。如果被测对象不具备能够成为当今科学对象的可测量性，就无法测量其本质。如果无法测量，就无法确定其存在或不存在，因为它是不可见而不可得（不现不可得）的。

因此，虽然他们追随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声称“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但如果仔细追问“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却连一个具体的说法——比如“是这样产生的”或“科学已经这样证实了”，都拿不出来。直到今天，所有人对此都一无所知。

通常，科学在确立任何知识领域时，都非常重视“数据”，并依据数据来进行验证。所谓“数据”，是指通过反复研究某一事物而获得的、能作为证据的统计量。例如，要通过有烟来证明有火，如果经过一千次测试，只要有烟的地方就一定有火，从未见过“有烟却无火”的情况，这就可以成为数据。那么，如果问“证明意识产生于大脑的数据是什么”，别说成百上千个，他们连一个都拿不出来。这对于他们的立宗（核心论点）来说，似乎是一个极具破坏性、如同要害受击般的致命缺陷。

甚至在科学家群体中，许多秉持公正态度的人不仅承认现代神经科学存在这一缺陷，而且公开谈论此事。被视为全球顶尖科学家之一的医学博士罗伯特·兰札（Robert Lanza, MD）与天文学家鲍勃（Bob Berman）合著的《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一书中说：“生命包含意识，但我们对意识不仅所知有限，还把它完全丢给生物学家去烦恼。可是，这种想法大有问题，意识不只跟生物学有关，也跟物理学有关。现代物理学完全无法解释大脑里的分子群如何制造出意识。日落的壮美、坠入爱河的奇迹、美食佳肴的滋味，都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谜团。科学无法解释意识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现在使用的思维无法说明意识，而我们对这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现象一无所知。有趣的是，目前的物理学思维甚至没有把这种情况视为问题。”

他还说：“科学一直没有勇敢面对人类最熟悉却也最神秘的‘意识’。”“其实他们最想解开的疑问都跟生命和意识有关，任凭他们怎么努力，也是徒劳无功。为什么呢？因为物理学无法提供真正的答案。”

这样，他清楚地说明了主流科学无法解释意识的情况，并且指出：“主流科学对自己无法解释意识这一事实，竟然不视为缺陷，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怪事。”

此外，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心智探奇》（How the MindWorks）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科学方法没有发现任何能够产生感知的特殊成分。从科学解释的角度看，感知与不存在没有任何区别。”

他继续说：“然而，宣称我们在科学上找不到对感知的解释，并不就等于是一口否认了感知的存在。我对‘自己拥有感知’这一点的确定性，与我对其他所信事物的确定性一样坚固可靠。我推测，你也拥有同样的确定性。虽然我承认我对感知的好奇心大概永远不会获得满足，但我并不愿意接受那种认为‘感知实际上不存在，只是我自己产生了错觉’的答案。”

正如他所言，他在大脑神经和细胞中没有发现任何能产生意识的特殊物质。因此，如果用现代科学来观察，什么也找不到，从这个角度看，意识与根本不存在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找不到就说它不存在，他对意识的存在有着坚定的信心。虽然科学似乎无法满足他想要了解意识含义的愿望，但他明确表示，他不接受主流科学家所说的“一切感知都只是错觉，实际上除了大脑活动之外什么都没有”的观点。

美国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加扎尼加在《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中说：“如果你问我：‘例如，当感知一朵花、一个想法或一首歌时，大脑的哪些区域在活动？我想知道这一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意识的神经基础。你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个要求的人。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有很多种说法。”

加扎尼加在《双脑记》中又说：“即使如此，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无法识破大脑的这一魔术：大脑各部分的机制协同工作，让看似具有同一体性质的心智——即具有个人心理特征的心智——显现出来。这至今仍是神经科学的核心问题。”

他还说：“对我来说，最令心灵感到震撼的是：当我们想要了解大脑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巧妙魔术让意识显现出来时，才知道我们根本连起点都还没到。如果深入挖掘人类历史，只要是关于思想的书面记录，就会出现人类思索生命本质的记载。显然，我们所有人都只是跳进了一个永远在进行中的对话，而不是在建构一个有头有尾有中间的对话。人类也许已经发现了思考过程的某些限制，但是我们还没能说出完整的故事。”

同样，美国医学博士杰弗里·M·施瓦茨和莎伦·贝格利（Sharon Begley）在合著的《心与脑》（The Mind and the Brain）一书中写道：“将大脑区域的活动与心理联系起来观察，毫无疑问是科学的一个胜利。然而，这无法让许多研究大脑的人感到满足。因为，所有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对神经基础活动如何产生意识做出完整的解释。”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Eben Alexander,M.D.）也说：“目前的科学家对于大脑神经基础是如何制造出意识的，仍然不甚明了。”

还有，美国物理学家弗雷德·艾伦·沃尔夫（Fred Alan Wolf）在《精神宇宙》（The Spiritual Universe）中说：“如果问‘科学能证明人或个体是拥有意识的事物吗’，这个问题是愚蠢且可笑的。人当然有意识！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人不都是走着、交谈着、做出合理的举动来吗？然而，科学家们却不知道如何依靠正确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人拥有意识。坦白地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意识是否能被测量，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于这个具有时空性质的世界。科学家根本不知道意识是什么，也不确定该去哪里寻找意识。虽然我们掌握了许多关于大脑和神经的知识，但是，如果要求科学家用科学方法来证明意识真实存在，却找不到任何能证明意识存在或存在于何处的科学证据。”

《生物中心主义》中说：“无论哪种科学，没有任何一条科学的基本原理能向我们揭示或解释意识的来源是什么。”“物理学已经尽力了，但也承认这超出了物理学的能力范围，因此，物理学无法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也说：“意识确实是一个难题。它有可能是基于神经基础产生的，但要依靠物理定律来证明意识的这种存在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的认知科学教授唐纳德·霍夫曼（Donald Hoffman）在《眼见非实》（The Case Against Reality）一书中说：“黑茶的味道、打喷嚏的声音、身体压在椅子上的触感等，这些日常的感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科学中最值得探索也最难理解的秘密之一。你的大脑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魔术表演的？魔术师手中的魔杖轻轻一挥，有意识的心智究竟是如何从这块重约1.4公斤的血肉球中产生的？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未得到解释。原因似乎并不是我们资料不足：科学期刊上满满都是大脑正在变魔术时被我们扫描下来的影像。尽管我们仔细检查了它的每一个动作，但这既然是位聪明的魔术师，就不会轻易泄露任何秘密。”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虽然在神经科学上有很多突破，但仍然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遇到如此严重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似乎可以归咎于魔术师的基本策略——分散注意力。我们被一个强有力的错误理由所欺骗，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大脑上。由于被误导，我们以为大脑或具身大脑正在上演意识的魔术[2]。简而言之，我们被骗了。”

同样，哲学家柯林·麦金（Colin McGinn）说：“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要解决身心问题。然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身心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我认为，现在是时候直率地承认我们无法解开这个深奥秘密了。对于‘意识之酒’究竟是如何从‘物质大脑之水’中产生的问题，我们至今仍一无所知。”

此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教授、心灵哲学专家约翰·罗杰斯·塞尔（John Rogers Searle）说：“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意识。与意识相比，我们在物质方面，除了量子力学的某些领域还有很多疑问外，总的来说做得很好。但在意识方面，我们至今仍没有一个合适的理论来解释意识究竟是如何从人脑中产生的，也无法解释意识究竟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

这些都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请仔细审视他们的言论。在杰出的科学家中，持这种说法的人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是科学家中思想较为开明、态度较为公正的一群人。他们异口同声地明确表示：现代科学无法证明意识是如何从大脑中产生的。

然而，许多其他人仍然死死抱住旧有的观点不放，因此必须明白，科学家有时也会出现“不重理性而重观点”的情况。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唯物主义科学家还是哲学家，从古至今谁都没能证实意识是产生于大脑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无人能够诋毁。

既然如此，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主张，“论据不成立”是逻辑中最严重的错误，所有讲逻辑的人都知道。因此，想要反驳这一观点的人，应该抓住这一点进行详细的追问和辩论，不要错失要点。

像这样，在连一个论证数据都没有的情况下，还固执己见地坚持这种说法，这只能被视为科学家在说着违背科学的话。如果仔细审视，这只不过是把自己也不确定的一个猜测，冠以“科学”之名向全世界宣布罢了。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所说：“这件事本身只是表明了某些唯物主义者的傲慢，即将通过大胆猜测做出的假设当作科学来维持的方式。”

2）论证不确定

分为两部分：看到大脑活动、在大脑内部没有看到意识。

（1）看到大脑活动

如果说：“当人的心中产生任何念头或感受时，大脑某些特定区域的脑电波会发生变化，因此意识就是大脑本身，或意识是从大脑产生的。”那么这个理由是非常不确定的。

因为通过这种现象，我们只能知道大脑与意识之间存在关联，却根本无法由此断定意识与大脑是同一本体，或者是从大脑中新产生的。因为即使两者都不是，在粗大的物质世界中，也允许出现这种相互关联的现象，例如：风吹导致旗动，水荡导致船摇。

科学实验所观察到的，仅仅是物质性质的大脑发生了变化。在那个时刻，根本没有看到意识与大脑是一体的，或者是从大脑产生的。心中产生了什么念头或感受，是通过询问当时实验对象的人才知道的，而不是科学直接知道的。如果科学连意识是什么、在哪里都看不到，又怎么能看到它与大脑有什么关系呢？根本看不到！

如果意识与大脑是同一本体，那么了解了大脑的本体，就应该了解意识感知的本体，因为两者本体相同。如果是这样，那么当看到猴子、老鼠等的大脑本体时，也应该知道它们内心的感知。同样，对人也不需要询问心中产生了什么感知，科学实验本身应该直接看到。

如果不是这样——即虽然对大脑的体性哪怕细微到粒子都已了如指掌，但对意识的感知却连一个微尘都不知道，那么这个理由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两者并非同一本体。既然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怎么还能说它们是同一本体呢？

如果硬要说意识的本体仅仅是大脑的活动，那么至少就像电影银幕上显现的影像是由电影胶片转动产生的，银幕上并无真实影像一样，那时的证据应该是能在大脑中展示出某种类似于“能实际看到产生银幕影像的底片”的东西。

如果无法展示这样的东西，那么即使仅仅立下一个观点说“这些无数的念头和各种苦乐感受，与一堆粒子（大脑）是同一本体”，谁会相信呢？因为他们连一点点能消除人们疑虑的逻辑都展示不出来。

这一点，西方那些坦诚直言的学者们也是认同的。例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认知科学教授唐纳德·霍夫曼在《眼见非实》中说：“我们想从关于意识的科学理论中得到什么呢？试想一下品尝香草的味道和听到警报的声音这两件事，对于‘大脑活动导致了意识体验’这一论点，我们需要的是数学定律和基本原理。我们需要能够清楚地说明：品尝香草的意识体验是由哪种大脑活动产生的？还要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大脑活动会导致这种体验，而不是导致听到警报声等其他体验？不仅如此，还要能解释：为什么必须改变这种大脑活动，现在的意识体验就会变成其他的，例如能把品尝香草的体验转换为品尝迷迭香的意识体验。这些定律和基本原理必须也能应用于其他物种。否则，就需要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不同物种需要不同的定律。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定律，至今也没有人提出过符合事实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为大脑活动就是意识，或者意识是从大脑活动中产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精确的定律和基本原理，将每一个特定的意识体验与其对应的特定大脑活动精确配对，证明它们是同一本体，或者将特定的意识产生过程与特定的大脑活动结合起来。但在目前，还没有人能展示出这样的定律和基本原理。

如果我们认为意识体验与大脑中某种对其他过程进行监控的过程是同一本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写出能够精确展示这些过程以及与之本体相同的意识体验的定律和基本原理。

如果我们认为意识体验是一种错觉，是产生于某种对大脑其他过程进行关注、监控或模拟的特定大脑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确切地陈述能够清楚展示这些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错觉的定律和基本原理。

此外，如果我们认为意识的本体是从大脑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就必须通过陈述定律和基本原理，精确地说明每一个特定的体验究竟是何时、如何产生的。在没能陈述这些之前，这些想法甚至连被评价为‘错误’的资格都没有。仅仅是宣称‘它们是同一本体’、‘是突现的’或‘是模拟其他大脑过程的注意过程’而不提供证据，这些说法根本无法替代能够进行定量预测的精确定律和基本原理。

我们拥有能够预测黑洞、夸克动力学以及宇宙演化的科学定律。但是，对于品尝香草的滋味、听到街上的嘈杂声等这些日常体验，究竟该如何展示出一套能够进行预测的确定性逻辑、基本原理或完整的因果关系，我们似乎连一点点都不知道。”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意识体验本身就是大脑活动，或者认为它们是从大脑中产生的，那么就必须展示出作为证据的、正确且精确的科学基本原理和定律。但目前谁也展示不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这就仅仅是一个主张而已，根本不值得去分析其对错。这是一句非常中肯的话。

尽管如此，他们却说不出任何基本原理和定律。主流科学家如果要陈述定律，除了基于物质的定律外别无其他，而这些定律无法解释意识。这正如前文提到的美国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所言：‘要依靠物理定律来证明意识的这种存在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加扎尼加说：“在讨论与意识体验相关的大脑皮层活动时，埃克尔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脑皮层神经基础活动的特定对象、时间、方式如何产生特定的体验？’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找到答案，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意思是，在许多科学家的会议上，前面提到的科学家埃克尔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答案；不仅当时，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同样，在西方科学家中，也有许多人承认上述唯物主义的论证是不确定的。除了伟大科学家谢灵顿和神经科学家彭菲尔德的观点外，美国亚利桑那大学（Arizona）意识研究中心负责人、被视为意识研究领域权威专家的博士大卫·查尔默斯（David J. Chalmers）在《走近真理》（Closer To Truth）中说：“起初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唯物主义是一种对人心极具吸引力的科学和哲学。”“通过研究大脑，我们对大脑与意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也是未来会继续发生的。我们看到这种联系涉及大脑的许多区域。例如，视觉皮层与各种视觉体验有关，大脑的功能区域与意识的不同方面有关。然而，仅仅知道那里存在联系，并不等于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并能做出解释，也不等于认为意识与大脑是同一本体。”“所有的研究资料最终都只是展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判定‘大脑与意识之间的相互联系’究竟是对意识本体的解释，还是仅仅是象征它的某种影像，这不是科学的工作，也不是经验主义的工作，而是哲学的工作。”“随着对大脑的研究，展示相互联系的资料越来越多。然而，如何解释这些资料，永远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段话的意思是：直到现在，科学研究发现的所有资料，都只是展示了意识与大脑之间存在联系。虽然知道大脑与内心的感受之间有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科学本身永远无法知晓，因此必须依靠逻辑分析来确定。而用逻辑进行分析是哲学的工作，不是科学所能完成的工作。

那么，哲学家们是如何解释这一点的呢？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的？》（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他在文中指出，仅凭了解大脑并不能了解意识。他说：“蝙蝠与人类非常不同——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特别是它们的感知核心与人类不同，它们能感知超声波的振动频率，而人类无法感知。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关于蝙蝠神经生理学的所有知识，我们也无法通过这些知识得知蝙蝠依靠超声波感知周围环境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所以，仅凭关于蝙蝠大脑的单纯物质知识，无法向我们展示蝙蝠的主观体验和任何思维活动。关于蝙蝠大脑的所有知识，都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蝙蝠的第一人称视角及其体验的知识。”

同样，澳大利亚哲学家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以此说明即使掌握了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知识，也无法由此获得关于意识体验的知识，因此断定两者是不同的。

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他虚构了一位名叫玛丽（Mary）的科学家。玛丽是一位智慧极其敏锐的科学家，她掌握了关于色彩体验的所有正确知识，对色彩体验背后的根本神经生理过程了如指掌，就像看自己的手掌纹路一样清楚。不仅如此，她还精通光及其光谱等物理学知识。简而言之，玛丽是所有科学家的典范，尤其对于研究意识的神经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玛丽与常人不同的是：她从小在一个只有黑白两色的环境中长大，除了黑白之外，从未见过或体验过任何其他色彩。虽然她掌握了红、绿、黄等色彩背后的所有神经生理过程的知识，但她对于“亲身体验这些色彩”这一方面，却没有任何认知。因此，她是一个拥有关于大脑活动的知识，却缺乏关于内心体验这一知识究竟是怎样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杰克逊与另一位研究意识的神经科学家进行一场对话。杰克逊问：“她是否缺失了某种知识？”神经科学家回答：“确实如此，她缺失了关于色彩意识显现的本质特征（感质）的知识。”杰克逊接着说：“因此，你说她的知识是不完整的。”

杰克逊说：“如果体验的状态和意识可以被还原为大脑及其神经基础，那么既然玛丽已经透彻地了解了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她的知识就不应该有任何缺失。然而，玛丽的知识存在缺失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意识是如何体验的’与‘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这两者并不等同。也就是说，玛丽依靠神经科学检测掌握了关于他人大脑运作的完整知识，但她却缺失了由亲身体验而获得的‘色彩究竟是什么样’的知识。”

此外，著名学者、医学家雷·塔利斯（Ray Tallis）在2010年反驳了让科学家相信“大脑制造意识”的根本证据。他说：“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生成的图像中，当心理活动发生时，大脑的某些区域确实会变亮。但科学家们应该学会的第一课是：仅仅存在相互联系，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是因果关系（即不能说前者产生了后者）。例如，收音机播放音乐时指示灯会亮，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收音机制造了音乐。同样，即使看到大脑某些区域发出信号或变亮，这也并不代表是大脑制造了意识。神经网络负责组织和传递电子脉冲活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思考。电子脉冲活动与体验两者意义不同，有体验的才是意识。”“仅仅有关系无法证明一个从另一个产生，物质性的神经粒子是无法思考的。”

以上只是举例，在哲学家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当然，主张“脑心一元论”的人也很多，争论仍在继续。但最重要的是要看谁拥有正确的逻辑，而不是看追随者的多少、名气的大小或是否获得过诺贝尔奖等。因为这些都无法决定究竟的真相。

（2）在大脑内部没有看到意识

加拿大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博士格奥尔格·诺尔霍夫（Georg Northoff）在《自发的大脑：从心身问题到世界-大脑问题（Minding the Brain: A Guide to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中说：“我们在大脑内部所能检测到的，仅仅是神经基础的形态，这些全都是纯粹的物质。在大脑内部看不到任何意识的形态。因此，神经科学家们反驳二元论而不支持它，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在当前的脑心问题争论中，绝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哲学家都采取这一立场，倾向于支持物理主义（唯物主义），而不是二元论。”

也就是说，当神经科学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仪器检查大脑时，除了物质性质的神经及其细胞外，没有看到任何所谓的“意识”，因此大家似乎都不接受二元论。

然而，如果仔细审视这一点，这似乎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错误。如果那个逻辑成立，就必须主张：“首先，只要是世间起作用的事物，就必然能被肉眼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看到。”但这显然是无法成立的。正如前文所述，无边无际的内心体验，是这两者都无法看到的。例如，某人私下做了一件违法的事，心里想着“我绝不告诉任何人”并保守秘密，这个想要保密的心思既无法被肉眼看到，也无法被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看到。但这心思显然是真实存在的。此外，即使在物质内部，也有各种看不见的东西。因此，“因为没看到意识，所以认为它不存在”，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粗糙的逻辑。同样，仅凭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拍不到意识的照片，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因为意识本就是无形的，根本无法被拍摄下来，就像眼睛无法看到声音一样。

就像这样，唯物主义者们炮制了许多观点和术语，声称“物识一元论”“脑心一元论”“人是由肉构成的机器”“大脑是由肉构成的计算机”等，并竭尽全力想要把意识从真实存在的事物名单中剔除出去。然而，他们的根本逻辑存在巨大的缺陷，不仅最终一无所获，反而还遭遇了挫败。他们声称“意识无法对其他事物产生作用或产生任何结果”“意识没有任何能力，所有取舍决定都是大脑早已预先设定好的”“大脑完全发育成熟后就没有任何变化”等观点，都已经被科学自身的实验推翻并击败。如今，在物理学、生物学等许多领域中，不断出现证明意识具有能力的证据，这让他们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简而言之，意识这个问题让所有的神经科学家都感到精疲力竭、不知所措。例如，美国脑科学家加扎尼加在《谁说了算？》中说：“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简直就是逻辑上的噩梦。不仅如此，虽然我们经常谈论这个词的含义，但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他还说：“我查阅了1989年版的《国际心理学词典》，发现由心理学家斯图尔特·萨瑟兰（Stuart Sutherland）编写的这个定义虽然在教育内容上可以忽略，但非常令人惊讶：‘意识是：拥有体验、思维、感受和理解的东西。不仅难以认知，而且这个词的含义根本无法把握，不可能给这个术语下定义。意识是一种最吸引人却难以理解的现象，不可能清楚地说明它做什么、为什么进化出来、它的意义是什么。目前关于意识的文章中，没有任何一篇值得一读。’因此，当我以前进行研究时，发现了大约18000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但萨瑟兰告诉我不需要看这些。”

加扎尼加还提到：“关于意识的论文写作，斯坦福大学（Stanford）物理学家詹姆斯·特雷菲尔（JamesTrefil）说：‘科学中首要的重大问题，我们甚至连该如何提问都不知道。’”

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死死抱住神经科学的脖子，希望自己的观点找到了科学证据；而神经科学家们则抓住唯物主义的观点，希望为自己的实验结果找到理论支持。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周延（没有必然联系）的伪逻辑，对双方的心愿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一点，凡是懂逻辑的人都很容易理解。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至今仍不承认，仔细想来真是奇怪。此外，先预设观点立场，然后再去寻找理论证据，这更像是在执行一项带有目的的任务，而不像是逻辑学家探寻真理的方式。

不过，现在认为意识独立于大脑之外的科学家越来越多了。2016年，我与哈佛医学院的几位年轻大脑研究人员进行过交流，他们说许多年轻科学家正在致力于研究“意识独立于大脑”这一方向。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所提出的证据也变得越来越有力。

2.断除对此的争论

如果有人认为：“大脑的某些区域受损时，心理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虽然大脑某些神经受损时，确实会影响心理能力，如不认识自己的亲友等，但这是因为大脑作为意识的俱生缘而产生的影响。这只是影响了意识的部分功能，并不能证明整个意识都随大脑而生灭。特别是，不一定大脑受损就会影响意识。因为即便大脑皮层大部分甚至全部没有，只剩下脑脊液，思维和感受依然可能完好无损。

例如，美国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在《当自我来敲门》（Self Comesto Mind）中说：“有些胎儿在子宫内因患严重中风，导致大脑皮层全部或大部分损毁，颅骨内完全充满了脑脊液，这被称为‘积水性无脑畸形’。”“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些孩子称为‘植物人’或‘像植物一样的人’，因为相反，他们拥有清晰的意识，也能做出行为反应。他们的不幸遭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让我们知道：即使没有大脑皮层，依然可以发生某种心理活动。”“这些积水性无脑畸形患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极难解释的事实，让我们借此了解了人类脑干的构造和大脑皮层的局限。这种情况彻底揭穿了‘意识体验能力、感受和思维完全依赖于大脑皮层’这一谎言。”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对老鼠大脑进行了研究：首先训练老鼠走迷宫寻找食物。然后切除老鼠的大脑皮层，一点点切除，最终切除了90%，但老鼠依然没有忘记如何走迷宫。

英国神经学家约翰·罗伯（John Lorber）的论文中提到：“有两个生来就没有大脑皮层的婴儿，从外表看与常人无异，没有任何缺陷。其中一个活了3个月，另一个活了1年。他还记录了600多例脑积水患者的病例，根据积水程度分为四组，其中10%属于极重度，颅骨内95%都被积水充满。然而，在这组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智商超过100。还有一位数学成绩优异、思维敏捷的年轻人，智商高达126，但他的颅骨内几乎根本没有大脑——颅骨下只有一层厚度仅约1毫米的薄薄的脑细胞，其余空间全被积水充满。”所谓智商，是衡量智力高低的数值，120以上为优秀，100为中等，80以下为迟钝。

这项研究结果一经公布，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立刻一片哗然。有人说约翰·罗伯自己看错了扫描结果，但罗伯回应说：“我对自己证据的准确性负责。”有人说：“你没有测量受试者残余大脑的重量。”对此，罗伯讽刺道：“我虽然不确定那个数学系学生的脑重是50克还是100克，但很显然，这离正常人的1.5公斤相去甚远。”

另外，一些接受这一研究结果的神经学家说：“这一结果表明大脑是冗余的（过量的）、实用性不足的，许多功能是重叠备份的，所以变得多余了。”意思是说，即使那些多余的部分没了，功能也不会完全消失。反驳这种观点的人说：“这种说法纯粹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情况，就硬说那是多余的，以此来试图圆自己的说法罢了。”

哈佛大学教授鲁道夫·坦齐（Rudolph E.Tanzi）和医学家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在合著的《超级大脑》（Super Brain）一书中说：“这些现象直到现在仍是个谜。但在我们进行讨论时，不应忽视这项研究——这是否可能是意识主宰大脑的终极案例呢？”

不仅如此，似乎还存在着根本没有大脑的生物。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说：“事实证明，根本没有大脑的生物，例如低等的单细胞生物，似乎也拥有心智能力和有目的的行为。这是一个尚未被正确分析的事实。”

同样，如果有人问：“由于食用了某些植物等物质，导致眼识等感官知觉产生幻觉，看到各种不存在的景象，产生各种感受；不仅感官知觉，连意识也产生幻觉，说各种胡话。既然大脑被改变，意识就跟着改变，那是否说明大脑本身就是意识呢？”

这些现象也是因为物质的能量对大脑神经进行了非正常的刺激，以此为缘，导致意识也产生了错乱。一般来说，眼睛看东西等感官知觉，甚至意识正确地体验对境，都需要依赖大脑神经。由于扰乱了大脑神经，意识也就发生了变化。这就好比电话或电视机出了故障，就无法如实接收声音和图像信号一样，但这并不能证明大脑与意识是同一本体，也不能证明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

此外，如果通过服药等方式改变大脑神经，意识的苦乐情绪也会随之改变，例如治疗焦虑症和抑郁症就是如此。这些情况与上述原理相同，因此，它们对于“意识就是大脑”这一立宗没有任何助益。

如果有人说：“因为科学家不承认，所以不成立。”这种说法没有丝毫确定性，任何对科学有了解的人都不会这样说。关于科学家的观点和科学实验证实的结论，存在四种情况：1）既是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又是科学结论的，例如物理学中的分子、原子、电子、原子核等理论；2）是主流科学家的观点但不是科学结论的，例如唯物主义科学家声称没有前世今生；3）是科学结论但不是主流科学家观点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学实验证实大脑具有可塑性；4）既不是主流科学家观点也不是科学结论的，例如认为杀生会投生恶趣。

因此，并非科学家的所有观点都是科学结论。退一步说，即使是科学结论，也不一定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受研究方法和工具优劣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各种符合或不符合事实的结果。

如果有人说：“因为在大脑中植入芯片后就能操控计算机，所以这是大脑在做工，而不是心在做工，因此不需要心。”虽然有很多在大脑中植入电极或芯片来操控计算机和电视等的案例，但这并不是单靠大脑完成的。在许多情况下，主要的“作者”（操作者）是心，大脑只是它的工具。

一般来说，通过刺激大脑神经让身体等发生运动，有两种情况：一是基于身心原本俱有的联系；二是基于技术构建的联系。

第一种情况细分又有两种：有意识地做和因惯性或习气而做。前者是心有意识地让身体运动，例如有意识地伸缩手脚——生物日常的大部分行为都属于此类。后者是因心的惯性或习气而做，当时并没有刻意去想，而是自然而然地做。例如，心里想着别的事，脚却能一步步走在路上而不走错。

第二种情况，即基于技术构建的联系，细分也有两种：需要心的意愿和不需要心的意愿。

前者如前文提到的瘫痪的美国人约翰尼等人，在大脑中植入电极，通过心的意愿来操控计算机，或者操控人造机械臂移动。这些都是靠心的一境专注（意愿），引发脑电波作用于芯片，芯片再作用于控制手脚运动的脑神经，最终让身体等发生移动。

后者是利用脑机接口（BMI）技术，在大脑中植入芯片，刺激脑神经，使得心虽然没有想动，手脚等却动了。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家诺曼·多伊奇说：“阿尔瓦罗·帕斯夸尔-莱昂内把一个像船桨形状的仪器放在我的左脑上方。这个仪器能发出电磁刺激，称为经颅磁刺激（TMS），它能改变我的行为。仪器里有一个铜线圈，通电时磁场发生变化，穿过头骨进入神经基质的脑回，到达控制手部运动的区域，磁场的变化感应出电流。磁场每开启一次，我的右手无名指就微微动一下。这是因为刺激了我大脑中控制手指运动的那块约0.5平方厘米的区域，那里有上百万个神经元，它们被激活导致了我的右手无名指运动。”

以前彭菲尔德需要打开头骨将电极植入大脑，但这（TMS）不需要对大脑进行手术，即使不把电极植入大脑皮层，也能获得彭菲尔德发现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神经科学家彭菲尔德刺激患者大脑皮层的某些运动区域时，患者的手会突然抬起。问患者发生了什么，患者说：“我的手抬起来了。”然后又吩咐患者“抬起手来”，患者抬起手后，又问发生了什么。患者说：“我抬起了手。”前者是心没有刻意想动，但大脑让它动了；后者是心刻意想动而动的。因此，患者对前一个问题给出了“属格”（我的手……）含义的回答，对后一个问题给出了“作格”（我做了……）含义的回答，即对于心所做的行为，会说“我做了……”。

像这样，能够清楚地分辨这些情况，并了解其中谁是主要的“作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即使利用脑机接口技术让生物像电动玩具一样做出各种动作，也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没有意识，或者不需要意识。

3.解释产生错误论证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神经科学家对意识会如此困惑呢？如果秉持公正的态度进行分析：西方科学对物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现，这成为了非常惊人的事情，我们绝不会说那不是真的或不正确。然而，在意识方面，他们至今仍一无所知。无论是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物理学还是生物学，在意识方面，不仅没有任何令学者满意的发现，而且他们所陈述的许多理由纯粹是不合逻辑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承认。

正如英国物理学家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在《从科学到神》（From Science to God）中说：“科学在解释物质世界的结构和运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于我们内在的世界，诸如想法、情感、感受、直觉、梦境等，连几乎一无所知。对于意识本身的探讨，科学也是一片死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其他任何科学，都没有对我们具有内在世界这一点有任何解释。”

其主要原因是：科学家们最初没有追随自己通过正确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而是追随了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陈旧论调，导致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这就好比花费了极其漫长的时间、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进行了广泛研究，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有的错误根源都在于：把意识执著为物质本身，或者认为意识仅仅是物质的衍生物。无论对物质的大脑进行怎样研究，对于认清意识的本质都没有任何帮助。这就像是要去东方，却转身向西方走去一样。

彼得·罗素说：“无论怎么解释，都回答不了那个老问题：非物质的意识是如何从无意识的物质中产生的？所有这些方法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失败了，这也许意味着大家可能统统走错了路。因为它们都基于同一个假设，那就是认为意识源自或依存于物质世界，如空间、时间和物质。不管用哪种方式，他们都把意识的异常现象纳入了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这就像中世纪的天文学家用增加周转圆的方法来解释行星的不规则运行一样，其背后的根本假设非常脆弱，但他们似乎从未对此产生过一丝怀疑。”

在前文提到的鲁道夫·坦齐和迪帕克·乔普拉合著的《超级大脑》中也提到：“神经科学家们将一切都进行了还原，试图用大脑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甚至在一些文章标题中出现‘坠入爱河的大脑’‘神经基质中的上帝’等字眼，基于错误的理由，声称爱情和信仰也是由大脑产生的。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例如，当听到收音机里发出静电噪音时，我们会说‘收音机的声音不好’，而不会说‘收音机里音乐的声音不好’。因为意识就像是音乐，它与将其引入物质世界的接收器——即像收音机一样的大脑，显然是两回事。

那么，既然神经科学家们也是思维敏锐、杰出的人才，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如此基本的差异呢？在诸多原因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了唯物主义的影响。”这句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4.列出附带的参考资料

这里我将过去四年间，与来自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和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十几位研究脑与心的神经科学家进行交流时，所获得的一些相关谈话内容列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2016年5月20日，我与现代杰出的神经科学家之一、被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100人”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理查德·J·戴维森（Richard J.Davidson）就大脑与心的话题进行了交流。他说：“现代科学无法认知大脑与心之间的关系，以及前世今生等问题。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且无法认知的。所以我常说，我们科学家应该保持谦逊。

关于‘观想弹钢琴能改变大脑’的说法是真的。仅在心中观想进行某种行为，其产生的后果与实际进行该行为是相似的。

当朋友感到疼痛时，自己的大脑也会发生变化，就像自己感到疼痛一样。其根源在于同理心。

此外，也有通过观想来进行体育训练的方法。这些都被主流科学家所接受。在四五百本标准的科学书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必须承认。

关于用冥想进行体育训练的数据还不多。进行了三四次研究，结果很好。

关于慈悲心的冥想做了很多研究。对普通人的研究表明，心理训练能改变大脑。一些主流科学家说，冥想研究的结果仅仅是大脑对大脑产生了影响。虽然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但无论如何，慈悲心产生了益处。对此，也有人说这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目前的科学家对大脑有了新的理解，但对意识却没有任何新的理解。这与100年前的情况一样。

1980年，心理学家们声称冥想等全只是大脑内部的运作方式，并说心是由大脑控制的。这种说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对心的认知并没有任何进展。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网站上说‘心仅仅是大脑的活动’，这种观点是保守的，但在主流科学中仍是主流。

大脑中有许多神经，过去20年对这方面的关注越来越多，已经能证明存在肉眼看不见的神经。但还有很多未知的，需要带着谦逊的态度去研究。

神经科学很年轻，而佛教对心观察和研究的时间很长。

有些科学家说根本不存在‘心’这种东西。科学家每年对大脑都有新发现。现在我们应该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2016年5月23日，我与哈佛医学院的四位资深神经科学家进行了交流。他们说：“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冥想与大脑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关注这个方向。从2003年开始，年轻一代科学家也开始关注。冥想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正念冥想似乎正在构建新的大脑回路。当新的回路形成后，对于那些不想服药且病情不重的抑郁症患者等，进行冥想比较合适。如果生命有危险，则必须服药。先服药，然后再进行冥想。对于抑郁症、焦虑症、压力、幻听、幻视等，一开始服药比较好。如果一开始就冥想，可能存在风险。我们研究冥想才大约10年，因此，之前知道的还不稳定。我们让冥想者进行了8周的冥想，但这似乎有点不够。正念冥想具有放松大脑回路、敞开心扉、让大脑构建新回路等能力。”其中有一位仍认为“心就是大脑”。

同样，在2016年5月23日，我与哈佛医学院两位利用扫描成像研究大脑的年轻科学家（一男一女）进行了交流。他们说：“我们正在研究大脑与心理的关系，检查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研究不同类型的大脑，研究许多不同的疾病。例如，正在研究性格改变、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是否存在男女差异等。正念冥想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会让症状减轻。我们知道大脑具有可塑性，正念冥想帮助了许多人。

我们对大脑进行扫描，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拍摄影像进行检测。检测大脑中的疾病是否与心有关。利用比传统设备清晰度更高的仪器拍摄大脑，正在从大脑的许多部位采集数据。在冥想时，检测大脑的哪个部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心理进行检测。有过1000到11000小时冥想经验的人被称为专业冥想者。依靠冥想能够构建新的大脑回路，不仅如此，还会产生新的习惯，而且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冥想时，仪器上的蓝色信号会减少，红色信号会增多。如果蓝色增多，表示妄念增多。如果对冥想者说‘专注点’，让他们刻意用力，这时蓝色信号反而会增强。大脑额叶是比较高级的区域，习惯冥想的人似乎大量使用额叶。对比专业冥想者和只进行了两周冥想的人，大脑额叶有很大差别。

对于各种妄念：如果与‘自我’有关，会有相似的神经回路。视觉、听觉等则会在大脑的不同部位产生活动。在特定的某种大脑活动发生时，究竟产生了什么念头，必须由被测试者自己说出来，所以是通过在实验进行中或结束后询问得知。所谓‘回路’，是指大脑各部位之间像网络一样的连接。所谓‘连接’，是指能量的连接或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它们依靠神经纤维进行连接，有长有短。它们之间通过传递化学物质来进行交流。”

2016年5月4日，我与弗吉尼亚大学长期研究大脑的神经科学家詹姆斯·科恩（James Coan）进行了交流。他说：“人类大脑有一些部分与其它动物是共有的，也有一些是人类特有的。曾经有许多人想确定大脑中产生不同感受的区域，制作像地图一样的东西，但这似乎很难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认为悲伤、愤怒等情绪与大脑的特定区域有关，但现在看来很难这样说了。与恐惧相关的，包括身体准备逃跑或僵住等反应，涉及到大脑的许多区域。恐惧也有许多产生的区域，并没有确定的位置。在研究时，研究人员通过光照引起惊吓后进行检测，多次发现是同一个区域。但如果照光次数过多，那个区域就会失效，反应会转移到其他区域去。”

2016年4月22日，我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生物学教授大卫·普雷斯蒂（David Presti）进行了交流。他说：“如果仅仅按照目前的研究方式继续下去，很难对意识做出细致的解释。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发现大脑具有可塑性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我们知道依靠演奏乐器能改变大脑。

一般来说，无论做什么都会改变大脑。最初，通过教老鼠玩各种游戏，发现这能改变老鼠的大脑。当时虽然这样说了，但没有科学家承认，后来才被接受。那位研究它的女研究员就是我们学校的。

要用大脑来解释心很难，有两个原因：一是大脑本身太复杂，我们了解得还不够好；二是修行者在观修等过程中有着真实的体验。要依靠大脑来解释心，这两点是最大的困难。”

2017年8月2日，我又与普雷斯蒂进行了交流。他说：“如果将心与大脑分开来进行研究，这个方向是很好的。科学家们现在是大脑方面的专家，但他们还不考虑心是独立存在的。如果能对前世今生进行很好的研究，那将对心的研究有所帮助。通常，如果跟科学家说心是独立存在的，他们会不高兴。但我相信心是独立存在的这一方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关于这方面的话题范围和讨论者越来越多。大脑各部分之间的缘起（相互依存）关系非常复杂，还需要研究许多细节。科学家们对生命的含义理解得不够好，对细胞的了解则更多一些。”

2018年4月18日，我与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家盖尔·德斯博德（Gaelle Desbordes）进行了交流。她说：“在研究大脑时，长期冥想者大脑左侧的一个区域会出现活动，那个区域的活动很明显。但听到婴儿的声音时，那里也会活动。所以很难说那个区域仅仅代表慈悲心。焦虑者和上瘾者那里也会出现活动。很难仅凭大脑的一个区域来下定论，那时必须问当事人‘你的心理状态如何’，存在许多复杂和未知的事物。

大脑研究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刚刚起步，因此很难下结论。仅靠扫描大脑很难了解清楚，需要扫描和询问体验二者结合，如果不说出心理的显现，仅靠仪器是无法知道的。即使大脑许多区域在活动，同时其他区域也在活动，仅看大脑图像无法得知心理显现。也许将来能知道，科技每年都在进步。

心是否散乱可以通过大脑变化来推测。虽然知道散乱了，但产生了什么杂念，仅看大脑图像是无法知道的，必须结合看大脑图像和询问心理显现这两者。很难知道心和大脑哪个是主导。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神经科学家也无法确知。

现在佛教徒中学习科学的越来越多，科学家中学习佛法的也越来越多。未来的交流会越来越好，也会变得更有意义。”

美国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意识研究所所长华莱士博士（B. Alan Wallace）说：“主流科学家声称心仅仅是大脑的活动，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弗吉尼亚大学对前世今生进行了研究，并获取了大量数据。然而，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却对此置之不理，这真是一件怪事。没有一个主流科学家对实际内容进行过分析评论，这是令人遗憾的。对自己观点不利的事实视而不见，这真令人感到悲哀。”

2016年5月20日，我与哈佛大学的几位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博士进行了交流。该校的许多心理学家和老师也来旁听。神经科学家们讲了很多关于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意识与大脑存在联系的内容。随后，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大脑与意识之间存在联系，这是西方人通过大量研究已经知道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意识就是大脑。例如，水里的鱼游到靠近水面时，水面虽然会发生波动，但这并不能证明水和鱼是一体的。”

以上内容是从与神经科学家交流时所做的笔记中，选取与此相关的部分，未做任何修改，如实记录在此。

5.引申分析投生方式

现在，从对心与大脑的分析引申开来，稍微分析一下与之相关的人类投生原理。

在父亲的白界（精液）中，有一种能繁衍后代的种子，称为“白界子”（精子）。精子的形状像蝌蚪，头圆，身细而长。男性射精一次的精液中，大约有2到5亿个这样的精子。但相对于射出的精液总体积而言，精子只占很少一部分。因此要明白，并非男性所有的精液都是精子，精子就像是精液中的精华。

在精子圆圆的头部里有精子细胞，该细胞的组成部分包括：顶体（类似帽子的部分）、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尾部等物质。其中，在细胞核内有23条染色体，最后一条被称为性染色体。如果是Y型，则生男；如果是X型，则生女。通常因为具有这两者之一，所以如果卵子遇到带有Y染色体的精子，就会生男孩；如果遇到带有X染色体的精子，就会生女孩。

在这些染色体中，有一种叫做“基因”（Gene）的物质。它是一种具有能力的物质，能够生成自身后代所有的具体特征，从眼睛的颜色到脚的大小等。在精子细胞的顶体中，含有几种酶。它们的化学成分包括：核酸、蛋白质、酶、氨基酸。

来自母亲的“红界子”（卵子），形状像球囊一样圆，中心有核心，由多种细胞构成。其中心有一个稍大的细胞，称为卵母细胞，周围由细胞群包围着。这里面也有23条染色体，性染色体只有X型，没有其他类型。它们的成分包括：水、无机盐、糖类、蛋白质、核酸。

这样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后，便能受孕。极多的精子争先恐后地奔跑，最先到达的那个与卵子相遇并结合，从而繁衍后代，其他的则没有繁衍的机会。

其中，了解“基因”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稍微详细讲一下：

在精卵结合后的细胞核中，有46条染色体。因为前述的精子和卵子各带有23条染色体，混合在一起后就变成了46条或23对。在这些染色体中，有一种叫做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物质，它是构成基因的化学物质。关于后代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所有信息或原因能力都存在于基因上，后代特征的所有微细具体形态都由它产生。它的形状像扭曲的绳梯或螺旋状，所以也叫“双螺旋”。因此，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中，染色体存在于细胞核中。一条染色体中含有数百或数千个基因。正常人体的一个细胞中有23对或46条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

基因的成分就是上述的脱氧核糖核酸。每一个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就像有成千上万个阶梯的螺旋梯。每一个阶梯由四种碱基或核苷酸构成，这四种物质是：腺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鸟嘌呤。

这四种物质在脱氧核糖核酸中以遗传密码或排列编码的形式存在。这些物质的排列顺序是A、T、C、G，这被称为排列编码或密码。这些英文字母代表了这四种物质：A代表腺嘌呤，T代表胸腺嘧啶，C代表胞嘧啶，G代表鸟嘌呤。当它们以密码形式存在时，称为三联体密码或密码子，即每三种物质结合在一起，例如CAT。这被称为地球上所有动物和植物等生物的生命密码。正是因为这些物质的排列顺序不同，才产生了各种生物不同的身体。这就是所谓的“密码”和“排列编码”的含义。每个人的密码都以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性质存在。依靠遗传密码，可以知道个人的血统或种族来源，以及进行亲子鉴定等许多事情。

这些以密码或排列编码形式存在的物质生成蛋白质，进而逐渐形成人体，这被称为“编码翻译”。蛋白质是人体许多物质的构成基础，是人体细胞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人体由细胞构成，细胞由蛋白质构成，蛋白质由氨基酸构成。要知道，氨基酸有20种。

简单来说，这就是对“父母的精卵种子如何生成孩子的身体”这一过程的详细科学解释。未来的身体是否美丽、身材高矮、是否健康等，都取决于碱基序列的密码排列方式。因为解开这些密码后，它们会转化为构成人体的蛋白质。

这一遗传基因的理论，是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研究逐渐完善的。这一学科最早的奠基人是奥地利生物学家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JohannMendel），他也被称为“遗传学之父”。

1843年10月，他进入现捷克共和国布尔诺（Brno）市的一所修道院学习神学。1848年担任神父。之后去维也纳（Vienna）参加考试，但未通过，于是返回，通过种植豌豆进行研究。他从附近的农场收集了34种豌豆，首先种植了种子未混合的纯种豌豆，然后将豌豆种子进行杂交并进行实验观察。1857年，他杂交的豌豆首次开花。

他对豌豆进行了8年的实验研究。从1857年到1864年，他对约28000株豌豆、40000朵花、近40万颗种子进行了分类分析，并做了记录。他将近10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份44页的报告，在布尔诺自然科学学会的年会上，向一群农民、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进行了宣读。宣读完毕后，一位植物学教授站起来，却大谈特谈与此无关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孟德尔将报告复印后寄给了许多科学家。1866年，寄给了瑞士植物生理学家卡尔·冯·内格里（Carl von Nageli）。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植物学家，孟德尔对他能接受自己的观点寄予厚望。两个月后收到了回信，信中写道：“仅靠实验不能成为理由。”此后，他对孟德尔及其研究成果一直表现出轻视的态度，并不相信这位业余科学家。

从1866年到1900年间，孟德尔的这份报告在科学文献中被遗忘埋没。孟德尔也被任命为布尔诺市修道院的院长，由于事务日渐繁忙，再也没能从事任何植物研究工作。1884年，孟德尔去世了。当地报纸上刊登的讣告中，对他的研究只字未提，只是写道他性格温和、胸襟开阔、充满仁慈等，是个喜爱花卉的人。当时几乎没有人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赞赏和肯定，更不用提获得奖项和地位了。

1900年，荷兰著名著名的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在1878年时正好满30岁。那一年他去了英国拜访达尔文，虽然交谈时间很短，却改变了他的想法。返回首都阿姆斯特丹后，他放弃了先前的研究，想要寻找遗传的秘密，从而决定投入这项研究。1897年，他撰写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研究论文。1900年，一位朋友给他寄了一封信并附上一篇论文，信中写道：“听说你正在研究杂交，或许你会对这篇论文感兴趣。”德弗里斯看那篇论文，发现正是孟德尔1865年的论文。在此之前，他对这篇论文一无所知。他本满怀着极大的渴望，想把这些研究成果宣称是自己的科学新发现。然而，当他看到自己所谓的新发现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在这篇论文中被阐述过了，心里不禁产生了恐慌和焦虑。在那一年的3月份，他急忙把自己的植物杂交报告印刷发表，并刻意隐瞒了孟德尔的研究成果，闭口不提。

当时，另外两位植物学家各自的研究结果也与孟德尔的成果完全一致。据说他们原本也自以为是自己的新发现，但在看到孟德尔的论文后，既嫉妒又失落。

在1900年短短的时间内，三项实验结果都与孟德尔的成果不谋而合。雨果·德弗里斯在20年后成为了孟德尔的追随者；而另一位英国植物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则在短短一小时内就变成了孟德尔的信徒，并开始在各地宣传推广他的学说。

随后，英国科学家和探险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遗传学为基础对人类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旨在改良人种的“优生学”（Eugenics）。高尔顿的母亲和达尔文的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他和孟德尔是同时代的人。所谓优生学，就是以遗传学为基础，主张像拔除农田里的杂草一样，切断劣等人种的生育能力，不让其繁衍后代，而应当繁育优良人种的一种理念和行为。高尔顿认为，贵族的子女就是贵族，杰出人物的子女也是杰出的。这不仅仅是地位的世袭，而是由基因决定的。他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

在高尔顿去世一年后，即1912年，在英国召开了国际优生学大会，提出了在德国和美国实施所谓的“种族卫生”和“种族净化”行动的报告。随后，优生学在美国兴起。优生学的支持者们声称，应该从人类中挑选出最优良的血统进行繁衍，而劣等血统没有繁衍后代的资格，因为这会污染国家的基因库，所以必须进行净化。于是，他们将癫痫患者、罪犯、聋人、哑巴、智障、盲人、侏儒、精神病患者、骨骼畸形者等所有身心有缺陷的人集中起来，隔离在看守所。然后逐步对他们进行手术，切断其生育能力。

例如，在1920年春，有一位名叫艾梅特·阿德琳·巴克（Emmett Adaline Buck）的妇女，因患有癫痫和智力障碍，在街头被抓，关进弗吉尼亚州的隔离区，终生未被允许外出。

艾梅特的女儿凯莉·巴克（Carrie Buck）孤身一人被留在了外面。家里除了母女二人外没有其他人，由于极其贫困，只能靠慈善机构提供的救济金生活。1918年，12岁的女孩凯莉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且平时没有任何缺陷。在学校的成绩单上，写着她的外貌、品行和学习都非常出色。然而，在母亲艾梅特被关进隔离区后，这个女孩被寄养在另一个家庭。寄养家庭父母的侄子强奸了她，导致她怀孕。为了掩盖这桩丑闻，寄养家庭谎称她像她母亲一样有智力缺陷，将她交给了法官。法官是寄养父母的朋友，便依法判定她为智障，并将其关入隔离区。在关于她的报告上，虽然写着“该病人没有精神病迹象，会读写，能保持个人卫生”，但依然将她归为中度智障并予以关押。

凯莉生下的孩子薇薇安·伊莲（Vivian Elaine）也被寄养在另一个家庭。弗吉尼亚州隔离区的负责人、医生阿尔伯特·普里迪（Albert Priddy）权力极大，他参与了优生学强制绝育的政治运动，极其热衷于绝育计划，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份允许绝育的法律许可。普里迪心里盘算：如果艾梅特、凯莉和薇薇安这祖孙三代都有智障缺陷，就能证明这种缺陷是遗传的，从而可以获得绝育法律的许可。于是，他派了一名红十字会的社工去检查当时仅8个月大的婴儿薇薇安。1925年11月，法庭裁定母亲、女儿和孙女三代人都有心理缺陷，其证据仅仅是：小女孩喜欢别人递给她的写有字的纸条，以及小婴儿平时爱哭。仅凭这些理由就断定她们有心理缺陷。既然三代人都有心理缺陷，就证明这是由遗传导致的，因此允许绝育的法律获得了通过。1927年10月，对凯莉实施了绝育手术。在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遗传规律62年后，这门科学竟然落入政客之手，成为了控制社会人口的工具。

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国家出资聘请教授传授所谓的“种族卫生”或“种族生物学”知识，以控制、绝育或根除有遗传缺陷的人。他们教授所谓的“种族科学”，并发起了“种族清洗”和“基因净化”运动。1935年，德国国家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想要将净化基因库或种族清洗的工作，从最初的绝育升级到最终的安乐死，但他对德国民众的反应有所顾忌。然而，由于德国民众对绝育计划的反应非常平淡，纳粹党（Nazi Party）胆量大增，便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安乐死计划。

从1933年到1943年间，根据绝育法，有40万人被强制进行了绝育手术。1941年，屠杀了25万名男女老少。更为骇人听闻的是，他们声称犹太人（Jewish）和吉普赛人（Gypsies）的基因中携带着先天性疾病，这种有缺陷的染色体会代代相传，因此必须予以彻底清除。于是，他们屠杀了600万犹太人、20万吉普赛人以及许多其他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所谓的种族卫生、种族科学和种族生物学，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并在1945年以失败告终。

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通过推断知道了基因的存在，但仍然不知道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它存在于哪里等。然而，随着前后许多生物化学家的研究，对细胞结构等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其中，瑞士的生物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米歇尔（Friedrich Miescher）从人体脓液的白细胞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分子，那就是被称为“核酸”的物质，即构成基因的物质。

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艾弗里（Oswald Avery）发现，脱氧核糖核酸这种物质正是携带遗传信息或具有繁衍后代能力的实际物质。当时一些科学家试图否定基因是由脱氧核糖核酸构成的观点，但艾弗里的证据是不容忽视的。1944年，艾弗里发表了关于基因的报告，虽然他三次被列入诺贝尔奖候选人名单，但都未能获奖。据说原因在于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瑞典化学家埃纳尔·哈马斯滕（Einar Hammarsten）不相信脱氧核糖核酸能携带遗传信息。

此后，人们新发现了基因的形状被称为“双螺旋”，就像盘旋的绳梯，以及构成其阶梯的碱基结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女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这四位科学家进行了研究。其中，克里克和沃森构建了基因的模型；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拍摄了基因的照片。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女性物理化学家富兰克林在X射线下拍摄了一张非常高质量的基因照片，这张照片被称为“51号照片”。威尔金斯把这张照片拿给沃森看。沃森从伦敦回到剑桥大学（Cambridge），与克里克一起成功构建了基因模型。1953年4月，沃森和克里克撰写了《核酸分子的结构》即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的论文，并与富兰克林的文章一起发表。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因这一发现被授予诺贝尔奖。而富兰克林于1958年去世，年仅37岁，因为她当时已不在人世，所以未能列入获奖者名单。

以上作为延伸话题，简要叙述了遗传学的发展史。

这里需要特别明白的是：这一科学发现仅仅细致入微地解释了从父母种子孕育出胎儿身体的过程，但对于心识的产生方式，这些发现既不能否定也无法证明。因为在任何化学分子中，连一丝一毫产生心识的物质痕迹都找不到，而且科学家们也不认为精卵种子本身具有心识。因此，认为“这些物质在母胎中逐渐形成胎儿的大脑，然后才从中产生心识”仅仅是一种假说，正如前文所述，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因此，正如遗传基因中包含了各种关于物质身体的信息或孕育后代的能力一样，在心识方面也与之相似，阿赖耶识上也蕴含着各种关于生命的信息，或孕育后世生命的善恶种子的能力。就像物质性的植物有着各种各样传播种子的方式，例如蒲公英和棉花等植物的种子，被风吹到空中带向远方繁衍后代；椰子和睡莲等植物的种子，被水冲到其他地方繁衍；花粉等附着在动物身上，由动物带其他地方繁衍；樱桃和橡子等，被鸟类吃掉后，排泄到其他地方繁衍，等等。心识的流转也是同样的道理，带有各种生命信息的阿赖耶识种子，被善恶业的抛掷力和意生身带到其他地方，与能构成后世身体的父精母血（白红二界）结合，从而延续身心结合的个体生命相续。这一过程与生物繁衍后代的方式极其吻合，是一个丝毫没有违背自然规律的生命过程。仅仅因为现在的科学还未了解它，就断言它不存在，除了暴露出极度的傲慢和狭隘的固执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1]即著名的银泉猴。

[2]“具身大脑”是指认为所有感知都与特定的身体相关联，或者是基于身体而产生的。

 

三、结语

像这样，西方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与意识之间存在联系，从某种角度看，是符合佛教经义的。因为佛经中也说过，眼识、耳识等感官意识体验外境所依赖的脉，就在大脑中。例如，《八大法行密集续》中说：“阿瓦杜帝诸根显现脉，五百微细分支作集散。大脑阿瓦杜帝之脉中，内外缘起九十能诠脉，诸根运行之脉亦复然。”也就是说，眼、耳、鼻、舌等诸根行于对境或显现对境，即眼睛看到颜色形状、耳朵听到声音等体验对境的脉，连同其五百条细小分支，都存在于大脑之中。同样，在藏医《四部医典》的《论说医典》中也说道：“诸根行境显现脉，存于脑中五百绕。”《甘露宝生庄严续》中也说：“心之精华即大脑。”这说明不仅是感官知觉，就连心识本身也与大脑有着特殊的联系。

这正是前文提到的加拿大神经外科专家彭菲尔德博士通过刺激大脑区域，从而确定眼等感官运作的神经区域。这一点，早在佛教密续和藏医学中就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

认为“以大脑作为近取因（主要原因）从而新产生了意识流”的观点，从总体上看，与近3000年前印度顺世外道的观点如出一辙。所谓“除了大脑的活动之外没有别的心识”的说法，是早期科学家的观点，现在主流科学家也持这种看法。实际上，这只是在顺世外道观点的基础上，在细节和表述形式上做了些许改变而已。

然而，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已经超越了这一观点，他们不但认识到意识并不仅仅是大脑的活动，而且还发现意识能够反过来控制大脑。这在唯物主义对意识的认知方面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不过，要让他们接受“意识完全不需要物质基础，而是源于前一刹那的同类意识”，并由此证明前世存在，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还做不到，看来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现在证明这些是客观事实的证据，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了解这些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广，因此，关注意识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而那些声称“意识只是大脑活动，不值得研究”的论调，其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弱。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说：“意识最近似乎成了一个每个人都想探讨的话题。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一本声称已经‘完全破解了意识之谜’的专著。但遗憾的是，许多人写的那些臆测性著作，反而让意识本身变成了一个更加难以理解的谜团。”

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Kuhn）问：“意识为什么突然成了一个如此热门的话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智哲学博士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回答说：“意识现在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是因为我们终于能够克服那种认为‘关于意识的争论没有任何结果’的愚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又问：“我们还没能消除所有关于意识的偏见，因为仍有极多的科学家认为研究意识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约翰·塞尔回答说：“的确如此，但现在这些科学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统治地位了。”

同样，大卫·查默斯（David J. Chalmers）博士也说：“现在许多科学家也愿意认真地对待心理体验的素材了，这就像法律案件中的证据一样。通过电子仪器扫描大脑并记录下来的是素材，同样，内在的心理体验也是素材。许多科学家正准备承认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意识的认识也会越来越完善。总有一天，通过正确地面对这一问题，必定能得出符合真理的良好结果，这绝非是没有希望的。

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对于科学家通过研究得出并经正确逻辑证实的客观真理，是绝对不可能不承认的。正如导师佛陀亲自在《大般涅槃经》中所说：“善男子，我不与世诤。何以故？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这是从古至今佛教论师们始终坚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此，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其他任何学科，只要是经正确逻辑证实的事实，佛教永远都会接受。

此文写于水虎年（2022年）初秋。此时蓉城（成都）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实施了封控，任何人都不准踏出家门。昔日如同蚁巢敞开般熙熙攘攘的各大十字路口，如今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在整座城市仿佛陷入沉睡之际，名为慈诚罗珠者于该地撰写。

2026年3月25日译竟于成都